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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小青丨引领与推进: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概览 发布时间:2022-10-28 14:31:02   作者:姜小青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在不同时期颁布了七个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每一个规划因时代、学术等因素,各有特点,总体来看具有一定的计划性、方向性和现实性,促进和推动了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发展。本文通过梳理以往古籍规划经验的类别与数量、特点与重点,总结经验,对新一轮的规划编制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期待。

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古籍出版社

姜小青,凤凰出版集团“江苏文脉”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本文刊发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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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与关心下,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一大批古籍文献得以整理出版,例如,“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整理与修订工程、“敦煌”“甲骨”文献整理、《全宋文》等大型文献总集,以及众多名家文集整理等;从数量看,各类古籍文献以不同的方式整理与出版,更是成几何级增加。笔者承担了中宣部2020年委托课题“1912年以来古籍整理书目数据库分析研究”,有一个数据统计:1949—2003年,全国共出版古籍整理图书14338种,平均每年265种;2004—2011年,全国共出版古籍整理图书12880种,平均每年出版1610种;2012—2019年,仅采集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工作委员会40家成员单位,共计出版古籍整理图书10755种,平均每年1344种。这些成就的取得,与许多因素有关,其中,不同时期国家层面的“古籍整理出版中长期规划”,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1949年以来,国家层面共颁布了七个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分别是:《三年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1960年10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下简称“规划一”)、《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1982年8月,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下简称“规划二”)、《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1991年—1995年—2000年)》(1992年6月,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下简称“规划三”)、《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九五”重点规划(1996年—2000年)》(1996年8月,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下简称“规划四”)、《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2001—2005年)重点规划》(2001年12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下简称“规划五”)、《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2006—2010年)重点规划》(2006年2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编。下简称“规划六”)、《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2012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编。下简称“规划七”)。下面对七个规划的类别与数量、特点与重点略作梳理。

       

 


|类别与数量


“规划一”(1960—1967年):分甲“干部和学生的读物选题”与乙“科学研究工作者和教学工作者的参考书选题”两大类,前者列104种,分为“文学”54种、“哲学”(包括政治思想、经济思想)36种、“历史”14种;后者又分“历代名著”与“专题史料汇编和工具书”两类,其中,“历代名著”200种,分为“文学”65种、“哲学”(包括政治思想、经济思想)51种、“历史”67种、“科学技术”17种;“专题史料汇编和工具书”中,计划出版“专题史料汇编”约100种,举例23种,分为“文学”8种、“哲学”7种、“历史”8种;“工具书”计划出版约30种,举例9种。上述甲乙两类的书目有不少重复,但针对不同读者对象,在整理要求、方式上有所区别,甲类主要对象是“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干部和学生”,在整理方式上主要是选编、标点、注释、翻译、改写等;乙类“主要是供科学研究工作者和教学工作者参考用”,整理方式上要求除标点外,还要校注、集解、新编等。

“规划二”(1982—1990年):共计七类3119种,分为“文学”(诗文、小说、戏曲、民间文学和说唱文学、文学评论、工具书)924种,“语言”(音韵、文字、训诂、音义、语法、专题资料、工具书)219种,“历史”(二十四史研究参考书、先秦至清各体史书和史料、文集、地理、历代史料笔记、近代人物日记、金石考古、工具书)814种,“哲学”(诸子、佛藏和道藏、宋元明清哲学论著、工具书)400种,“综合参考”(十三经旧注、读书札记、类书、目录和版本丛书、年谱丛刊、别集丛书、综合性丛书、综合性工具书)677种,“今译”20种,“专著”65种,另附“《古逸丛书三编》书目”“古籍善本丛书(第一集)书目”“已陆续出版的古籍丛书要目” 。此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即1982—1985年,1986—1990年),两阶段选题具体数目又分别为:“文学”704种、220种,“语言”100种、119种,“历史”367种、453种,“哲学”98种、302种,“综合参考”276种、401种,“今译”8种、12种,“专著”25种、40种。在分类开列选题中,有些类别所列选题是举例性的,未有具体细目,如“文学类”之“戏曲”中,《古本戏曲丛刊》计划“每集约一百种。1985年前拟出五集”(2021年,该丛刊第十集出版,历时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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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丨《古逸丛书三编》

前两个规划,没有标明项目出版单位,从“规划三”开始,大多标明了项目出版单位,在1004个项目中,共有约50家出版社承担项目。

“规划三”(1991—1995年):共八类1004个项目,分为“文学”(总集、别集、文学评论、专题资料、普及读物)196种,“历史”(分期史书与史料、近代人物文集和日记、中外关系史、历史地理、普及读物)245种,“出土文献”20种,“哲学”(先秦至隋唐哲学论著、宋元明清哲学论著、古典哲学名著注译)118种,“宗教”(佛教典籍、道教典籍)23种,“语言文字”(文字、音韵、训诂)59种,“科技”(综合、天算、地学、技术、农学、医学)289种,“综合”(丛书,书目、提要、索引,辞典)54种。

“规划四”(1996—2000年):共九类392个项目(不含丛书子项目),分为“文学”(总集、别集、文学评论、戏曲与小说、专题资料)119种,“语言文字”(文字、音韵、训诂)15种,“历史”(通史与断代史及专史、史料汇编、文集、历史地理)79种,“出土文献”(文献、金石)36种,“哲学”(群经与诸子、文集、资料汇编)37种,“宗教”(佛教典籍、道教典籍、资料汇编)14种,“科技”(医学、农学、工艺科技)27种,“综合”(丛书、书目、提要与图录、字典与辞典、索引)54种,“普及读物”12种。

“规划五”(2001—2005年):共八类200个项目(不含丛书子项目),分为“文学艺术”(总集、别集、诗文评、戏曲与小说、艺术、专题资料)54种,“语言文字”(文字、音韵、训诂)7种,“历史”(通史与断代史及专史、文集、专题史料、历史地理、研究著述)49种,“出土文献”(文献、金石)21种,“哲学宗教”(群经与诸子、文集、宗教)19种,“科技”(医学、农学、水利与荒政、园艺、天文)18种,“综合”(丛书、目录与版本、提要、辞典、索引、研究著述)26种,“普及读物”6种。撇开丛书子目(所有规划都未具体开列),本规划与前面规划相比,项目少了一些。从类别看,除了一些小类别微调,就是把“规划三”“规划四”在大类中单列的“宗教”,与哲学类合并,后面两个规划也延续了此法。

“规划六”(2006—2010年):共八类196个项目(不含丛书子项目),分为“文学艺术”(总集、别集、文学评论、戏曲与小说、艺术、研究著述)47种,“语言文字”(文字、音韵、训诂)6种,“历史”(通史与断代史及杂史、典章制度、文集、史料汇编、传记资料、历史地理、笔记)53种,“出土文献”(文献、金石)12种,“哲学宗教”(群经与诸子、文集、宗教)14种,“科技”(医学、农学与园艺及荒政、水利、算学)18种,“综合”(丛书、类书、目录、版本与图录、提要、辞典、索引)42种,“普及读物”4种。本规划与前面规划相比,项目最少。从类别看,除了一些小类别微调,在大的类别上,与“规划五”完全相同。

“规划七”(2011—2020年):共九类491个项目(不含丛书子项目),分为“文学艺术”(诗文总集、诗文别集、诗文评、词、戏曲、小说、资料汇编、文化艺术)123种,“语言文字”(文字、音韵、训诂、资料汇编)23种,“历史”(纪传、编年、杂史与野史、典章制度与诏令奏议及军政、文集、史料汇编、传记资料、历史地理、史料笔记)120种,“出土文献”(文献、金石)61种,“哲学宗教”(群经、诸子、文集、学术史、学术笔记、资料汇编、宗教)61种,“科技”(医学、农学与农艺及园艺、天文与水利、工艺、资料汇编)23种,“综合”(类书、丛书、目录、提要、版本与图录、索引)57种,“普及读物”3种,“古籍数字化”20种。从大的类别看,此规划除了增加“古籍数字化”,与“规划五”“规划六”相同,但在小的类别上,较之前两个规划更细了,也是所有规划中最多的,共43类。此规划中,除30个图书项目、9个数字化项目出版单位未确定外,共有74家出版社承担项目,也是所有规划中最多的。

|特点与重点


从大的类别看,除第一个草案外,其他六个规划变化不大,有一定的延续性;从各类别项目数量看,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类排在前三位,比较符合中国古代文献及整理出版需求实际;从总的数量看,七个规划共涉及古代典籍近六千种,如果加上丛书、丛编子项目,肯定要超过万种,如“规划四”“规划五”前的“说明”文字中,分别讲到所涉及文献有八百种和两千种。但每一个规划,因时代、学术等因素,又各有特点。

“规划一”虽然是草案,因其是“自上而下”设计,即“规划”中所讲:“1958年初,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建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现在划归中国科学院领导),加强了对这一工作的具体领导,这样就开始了有计划、有系统地整理和出版古籍工作。”所以,在当时看,这个规划具有比较强的指导性特点,包括明确了古籍整理与出版方针(即普及与研究并重)、不同读者对象的选题重点与具体整理方式,以及提出解决“颇为艰巨”任务的三个办法,“第一,培养、提高和适当补充古籍整理工作的干部”,“第二,要完成这个规划所提出的项目,必须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国内科学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的集体力量”,“第三,汇编各类资料书和编辑工具书,工程浩大,工作又必须精密细致,决不是少数人在短时期内所能完成,必须统一规划,合理安排,发动群众,大搞协作……同时,负责古籍整理和出版的单位应该把这类书籍的编辑和出版作为自己的一项重点任务,逐步增强和调整人力,集中和培养一批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才”。即便是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这个规划的科学性、规律性还是很强的,许多设想仍有借鉴意义。

“规划二”的数量是七个规划中最多的,大多类别有三级,如“历史”类中的“地理”,又分“古代地理总志”“古代都城资料”“宋元明方志”“中外交通史籍”“水道水利”“少数民族地区见闻”“游记、风土”七类。这个规划与第一个规划一样,自上而下的特点比较明显,在内容设置、整理方式、出版形式等方面,都提出一些具体意见,如对“历史”类中“文集”整理,提出“整理方法一般为点校,并辑集佚文,收集有关作者的事迹材料,或附简明年表。书名不一定依照原来的名称,如《陆宣公集》可改为《陆贽集》”。虽然这个规划没有标明出版社,但从当时古籍出版单位及后来出版的书来看,很显然,这个规划主要承担单位是中华书局(少数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其他出版社承担)。

比较上述两个规划,除了数量上有所差异,还有一点,即在古籍整理的研究与普及方面,强调的次序不同。“规划一”,强调古籍整理的方针,首先是普及,其次是学术研究,“把这一方针具体贯彻到整理和出版古籍的工作中,应当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从古籍中选出一部分对广大干部和学生有益无害或益多害少的东西,进行注释或翻译、改写的工作,并进行必要的分析批判。这是普及的工作”,“另一方面,从古籍中选出一批对科学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有参考价值的东西,进行整理、编纂,使成为有系统的便于使用的资料”。所以,这个规划的第一部分选题(甲)104种,在方式上,全部是选注、选译,而且占全部规划项目的三分之一。“规划二”则在“说明”中写道:“古籍整理,一方面要逐步满足专业人员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也要做好向社会广大读者和青年的普及工作。”除了在“今译”一类中列20种选题,对选注、选译,未作明确规划,“由研究、教学人员视当前需要并结合个人专长进行工作,与有关出版社联系出版”。究其所以然,“规划二”的“说明”中,其实讲得很清楚:“文 革期间,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完全遭到破坏,并且大量古籍当时被抄被焚,或者低价卖作废纸,书籍遭到很大损失。现在教学人员和研究人员,普遍感到古籍资料极端缺乏。”古籍普及工作的基础,确实应该是整理和研究,没有深入的整理工作,就做不好普及。由此可见,上述两个规划,既有认识因素,又有时代因素。

“规划三”有一个特点,即基本思想、原则和重点,涵盖了十年,具体项目分“八五”“九五”两个阶段实施。在大的类别上,与“规划二”相比,新列“出土文献”“宗教”“科学技术”三类,尤其是“科学技术”类,是六个规划中数量最多(“规划二”没有“科技”类)的。

与前两个规划相比,“规划三”中大多项目不但标明了出版单位,而且标明了整理者(编纂单位)和具体出版时间,其中约80个项目,在整理者、整理方式或出版单位上,标为“待定”,有个别项目只有选题名称和出版单位,其他都未确定。可以看出,这个规划编制,除了延续了前两个规划“自上而下”的特点,也体现了“充分发挥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此规划第一部分《建国以来古籍整理出版的成就和制订本规划的基本精神》中,特别强调“在广泛深入宣传解释古籍整理出版研究的深刻历史意义的基础上,采取恰当办法和政策措施,充分调动和发挥这些力量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顺利进行和完成这一历史工程的关键”。

在大的类别上,“规划四”与“规划三”相似,但第一次单列了“普及读物类”,此后的规划,都延续单列此类的做法。在《关于制订“九五”重大规划的说明》中,对规划的编制程序进行了详细说明:“我们这次制订‘九五’规划,与全国各地的出版社进行了广泛的联系,除了现有的十八家专业古籍出版社以外,还征求了其他综合出版社及高等学校出版社的意见。在初步汇总出版社申报的项目后,曾采取不同方式,分别征求专家的意见,并经古籍小组学术委员会数次讨论,始拟定初稿,再经过几次修订,最后报小组领导批准。”从中可以看出,此规划编制,更加注重出版社参与,“自下而上”的特点更加明显。这种做法,比较好地解决了整理与出版两个环节衔接问题,也成为后来规划编制的基本做法,出版社申报项目一直成为规划编制的主要部分。“规划四”与“规划三”比较,除《中国古籍总目》《中国古籍提要》两项外,所有项目都落实了出版单位,没有了“规划三”中的“待定”。同时,有50余项是从“规划三”顺延下来。“规划四”约有45家出版社承担392个项目,其中,18家专业古籍出版社承担了325个项目,专业性特点非常突出,如“出土文献类”的36个项目,全部由专业古籍社承担,即便是非专业古籍社,也大多是相关领域的专业出版社,如承担“科技类”项目的主要是人民卫生出版社、中国农业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等。

在“规划三”“规划四”中,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仍是项目主要承担单位。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文学”类居多,中华书局以“历史”“哲学”类居多。例如:“规划三”中的“文学”类,由25家出版社共承担188个项目,其中上海古籍出版社35项,中华书局27项;“历史”类,由13家出版社共承担238个项目,其中中华书局44项,上海古籍出版社18项;“哲学”类,由7家出版社承担33个项目,其中中华书局15项,上海古籍出版社9项。

上述两个规划中,其他出版社参与比较多的门类是“文学”,除了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还有23家出版社承担“规划三”中文学类126个项目,29家出版社承担“规划四”中文学类65个项目。

“规划五”的“说明”文字中,第一次列出了出版社及申报项目具体数字,共84家出版社申报343个项目,与“规划四”的“除了现有的十八家专业古籍出版社以外,还征求了其他综合出版社及高等学校出版社的意见”对照来看,参与的出版社更多了,“规划四”约有45家出版社承担392个项目,“规划五”约有70家出版社承担200个项目。“规划五”在入选项目的内容上,除了对前面几个规划有所延续,还有两个特点。一是与研究热点相结合,“规划在2000年下半年酝酿时,适逢敦煌文献发现百年纪念。这个研究的热点在‘十五’规划中自然会有所反映,这就是对英藏、法藏、俄藏以及国内各大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的有计划大规模的整理和出版”,在“出土文献”类列入10个项目,在前面规划相关选题的基础上,又有新拓展。“在强调敦煌文献回归的同时,也强调了对流散海外的孤本、善本的影印。”如“综合”类的《中国古籍海外珍本丛刊》(季羡林主编,杜维明、严绍璗副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国内失存的宋元版珍本书》(全国高校古委会编,线装书局出版),这在前面的规划中是没有的。二是第一次在规划中,列入古籍数字化项目(当时称电子化),即《中国基本古籍库》(季羡林、任继愈主编,黄山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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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丨中国基本古籍库

从“规划六”前面的说明文字中可知,共有86家出版社申报了412个项目,同时,“古籍办”还向四十多位古籍整理专家和三十余家古籍整理机构征求了意见和建议,最终共有63家出版社承担规划项目,“专业古籍社为21家,其所承担的项目种数已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二,比‘十五’规划时有所提高。这说明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实施,主要是依靠专业古籍社来进行的,并已呈现进一步增强的良好的态势”。“规划五”197个项目(3个项目未确定出版社)中,古籍社承担了124个,占比约63%;“规划六”183个项目(13个项目未确定出版社)中,古籍社承担了134个,占比约73%。另外,“待定”项目比“规划五”略增,也说明“有关专家和机构寄回了反馈意见,并提出了一些选题推荐列入规划中”。

“规划六”在“普及读物”类列有《大中华文库》,约1.5亿字,首次以汉英对照形式,“系统全面向世界推出的中国古籍整理和翻译的巨大文化工程”。据悉至今已翻译出版近百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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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丨《大中华文库》

从“规划六”的“说明”看,基本延续了“规划五”的编制思路,甚至有的文字表述完全相同。另外,从“规划四”到“规划六”,都对地方文献整理出版有所重视,“各地出版社着重整理地方文献,有利于文献保存,有利于开拓研究领域,应该大力支持”(见“规划四”前的“说明”),“古籍小组对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一贯较为重视和支持,强调充分调动和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认为这项工作的开展既可以动员和调动各种力量来从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也可以通过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成果繁荣和促进学术研究,传承文化”(见“规划六”前的“说明”),故如《江苏地方文献丛书》《湖北地方古籍文献丛书》《桂林文库》《云南丛书》《绍兴丛书》等都被列入相关规划。

“规划七”是七个规划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以十年为一个周期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规划三”虽说名义上也是十年规划,但项目实施是分了两个五年阶段进行的)。这说明了古籍整理与出版的特点,不同于其他图书选题规划,古籍整理与出版需要更长的实施周期。这个规划较之上述六个规划有一个很大发展,就是在类别上新增“古籍数字化”,共20个项目,预判了古籍整理与出版的未来方向。同时,也是第一次在规划中以星号标注重点项目,共121个,其中图书项目107个(包括26个未确定出版单位的项目),数字化项目14个(包括9个未确定出版单位的项目)。另外,“出土文献”类多达61项,是历次规划中该类项目占比最高的。此外,“规划七”也是历次规划中增补调整次数最多的,共进行了五次。

|作用与意义


上述各个时期的规划,对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众多整理与出版成果都与规划有直接关系,这一点毋庸置疑。从理论上看,我们并不难理解为什么要制定古籍整理出版中长期规划,笔者曾撰《对制定和实施古籍整理出版中长期规划等几点认识》,这里不赘述;从成果看,更是丰硕多样,不胜枚举,2013年、2016年,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分别公布了《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目录》和《首届向全国推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2021年,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首批向全国推荐经典古籍及其整理版本》,其中入选书目虽具有代表性,但也只能作一斑之窥。所以,要全面列数各个时期古籍整理出版成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新中国七十多年来的古籍整理出版成果,都离不开上述规划的引导与引领。

“规划一”编制于20世纪60年代,不免有比较明显的时代印记,例如,谈到古籍时说:“古籍是封建社会的文化,即使经过整理加工,分析批判,对于今天来说,也只有借鉴和参考研究的价值。因此,在发行方法上,除少数可供广大干部和学生阅读的优秀作品外,要适当地控制。那些含有严重的消极因素甚至反动毒素但是确有参考研究价值的东西,应该内部发行。”这个规划,是“古籍小组”成立不久编制的我国第一个古籍整理出版的中长期规划。1958年2月,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6月,由“古籍小组”文学、历史、哲学三个分组分头起草了《整理和出版古籍计划草案》,其中文学3383种,历史2095种,哲学1313种。1960年10月,“草案”调整为《三年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并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向全国综合性大学和有关研究机构寄发。“规划一”虽然有明显的时代印记,但对这个时期的古籍整理与出版,还是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一些规划项目至今仍受读者欢迎,有的已经成为现代古籍整理典范。例如,“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整理,包括规划期内完成的“前四史”,为这项古籍整理出版工程后续成果(包括修订工程),打下了坚实基础。又如,规划中“干部和学生的读物选题”(甲)所列《论语译注》《孟子译注》等,以杨伯峻本(前者1958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196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者196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至今仍是最受读者欢迎的读本,2021年被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列入《首批向全国推荐经典古籍及其整理版本》。这个规划中的许多选题,有的是在规划期内出版,有的是后续陆续出版。据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中华书局1981年印《古籍整理编目(1949—1981)》,“规划一”期内的七年,共出版350种古籍整理图书(其中1966年、1967年未出版),除了上海古籍书店刊印的《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线装本)100种左右,其余主要是由中华书局、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中不少都是这个“规划一”中列入的项目。笔者以为,这个规划,虽然有时代的局限,但它奠定了后来几十年若干古籍出版规划的基础,也是新中国出版史上最早的国家级图书选题出版规划,其后六个规划,虽制定于不同时期,并各有特点,但它们之间的继承和延续性,仍然十分明显,有些项目甚至连续出现在几个规划之中。

所以说,新中国七十多年来的古籍整理出版主要成就,都离不开上述七个规划,对照《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目录》来看,入选的91部图书,其中有60部被列入不同时期的规划;对照《首批向全国推荐经典古籍及其整理版本》来看,不但有40种经典古籍被列入整理规划,且每一种都有整理本入选。当然,这还是从微观层面而言。从宏观层面看七个古籍规划的重要性,显然更有意义。笔者以为,大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首先是中国古代典籍的特殊性,决定了国家层面制定整理与出版规划的必要性。直至今天,我们也很难说出现存中国古代典籍的确切数字,以“十万”为基本计数单位是肯定的,不但形态多样,除了传世典籍,还有大量不断被发现或发掘的出土文献。这么多的典籍,哪些具有当代意义和学术价值,哪些需要整理或出版,显然需要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所以,这项工作自1958年古籍小组成立,就成为一项重要任务,第一任组长齐燕铭说:“几年来,各方面对中国古籍的整理出版,已经做出一些成绩,但也存在着出版重复、质量不高和与读者需求不符合的缺点。因此,亟须加强领导,根据党的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遗产的政策,按照学术研究、教学工作以及社会读者的需要,制定比较长远的规划。”1981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对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明确指出,“要由规划小组提出一个为期三十年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可以像国民经济计划那样,搞滚动计划,前十年分为两个五年规划,在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基础上,经过充实,搞出第二个五年规划”,“古籍整理是件大事,得搞上百年。当前要认真抓一下,先把领导班子组织起来,把规划搞出来,把措施落实下来”。几十年来,我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就是通过“组织”“规划”“措施”,不断发展,在每一个阶段都取得不同成就。这七个规划虽然编制于不同时期,各有特点或侧重,但我们也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前后关联,诸如从基础文献到出土文献再到冷门绝学,从整理单种文献到新编集成性文献,从简单标点到深度整理。七个规划近六千种项目,基本上反映了我国古籍整理与出版在各个阶段的需求,比较好地解决了我国古籍整理与出版轻重缓急的问题,体现了国家层面在这个问题上的计划性。如果把上述七个规划项目按时段分类排列,对这个问题或许可以看得更清楚。

其次是规划的方向性。古籍规划,除了项目本身学术、出版价值,更重要的是,每一个规划都体现了古籍整理与出版的时代方向性,具有一定的引领作用。相对于我国古籍文献存世数量,每一个规划的项目数量是有限的,所以说,几十年来,我国古籍整理与出版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得益于各个时期规划的方向性引领。例如,前两个规划,主要解决古籍整理的“书荒”问题,故其方向主要在急需的基本典籍整理。“规划二”实施的九年间,整理出版了四千多种基本典籍,其中列入规划的约占四分之一,“其中文史典籍的出版,逐步理出了学科或门类发展的脉络和体系,反映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逐步具有计划性和系统性”(参见“规划三”之《建国以来古籍整理出版的成就和制定本规划应说明的若干问题》),这些都说明规划的引领作用,“规划要对今后古籍整理出版的方向起到指导的作用,力求把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同上)。在“规划三”的第二部分《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要点和“八五”计划重点书目》中,归列了古籍整理出版若干重点方向,包括今人新编总集、善孤本、古代文论著作、古代科技典籍、少数民族古籍、出土文献整理,以及出版“满足多方面、多层次读者”需求的古籍普及读物等。可以说,规划的具体项目是“点”,方向性是“线”,“点”沿着“线”延伸并拓展,形成不同时期古籍整理出版的“面”。实践证明,在规划的方向性引导下,新中国古籍整理与出版在众多方面都取得了不胜枚举的成果。例如,“规划四”提倡的“有利于文献保存,有利于开拓研究领域”地方文献方向,如今已势成大观;“规划五”提出“提倡出版古籍的电子版,并大力促进古籍信息在网络上流通”,不可不谓先见之明;另外,多个规划中提到的“海外藏中国古代文献回归和整理出版”,近二十年来成就斐然,出版了数十部海外存藏机构的中文古籍书目(书录、书志、图录等)与丛刊,如《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美国图书馆藏宋元版汉籍图录》(中华书局2015年版)等,不但拓宽了古典文献研究的视野,更拓展了研究的空间,如果没有连续几个古籍规划在这方面的方向性引领,很难有今天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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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

最后是规划的现实性。古籍规划的落脚点是现实需求。所以说,上述规划的现实性,也是我们认识其意义的出发点。七个规划的现实性,主要体现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古籍整理出版对现实需求的回应,既有对学术发展需求的回应,也有对读者需求的回应。例如,“规划三”文学类总集32个项目,新编“全”字头项目达14项,如《新编全唐五代诗》《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等,都是“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过去相对薄弱领域或社会急需的新项目”;“规划四”也明确提到“列入那些真正能为教学、研究工作者和广大读者所需要的项目”,如《中国古籍总目》《续修四库全书》等,都具有填补学术空白意义;“规划五”直接回应了敦煌文献发现百年的学术热点,列入了“对英藏、法藏、俄藏以及国内各大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项目,“就整理出版的方式来说也是多种多样的,不仅有旨在保存原貌的影印项目,而且还有努力总结一代研究成果、集其大成的解题、校释性项目。这无疑标志着我国敦煌学研究正在向着更高的层次发展”,现在再看当时列入的8个项目,其中已出版的(有的出版时与规划项目名称稍有调整),包括《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文献》《敦煌文献合集》等,被称作当代学术出版的里程碑;“规划六”的《长城丛书》《大中华文库》,更是直接响应了国家“对未成年人进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教育的战略决策”和“通过文化传播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的要求;“规划七”则前所未有地列入20项古籍数字化项目,顺应时代发展趋势。上述举例,挂一漏万,但我们不难看出,历次规划的现实性意义,在于力求与时俱进,通过古籍文献规划、整理与出版,回应现实需要与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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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丨《中国古籍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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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丨《敦煌文献合集》

所以说,新中国七个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所具有的计划性、方性和现实性,促进和推动了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发展,取得丰硕成果。

新一轮的古籍规划已经开始编制,在总结以往古籍规划经验和古籍整理出版成就的基础上,一定会更具时代特征。作为一名古籍出版从业人员,单从规划项目而言,有以下几点期待。一是思想性期待规划项目能够体现文化传承价值,特别是其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思想精髓,重点整理和出版那些蕴含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思想、道德观念的文献典籍,体现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二是高标准。期待规划项目具有更高的学术、文献、出版价值,能够体现当代古籍整理最高水平,反映当代最新古籍整理研究成果,显示新时代学术发展新高度。三是标志性。期待具有原创性的古籍整理重大出版工程,以此推动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向更高层面发展。四是现实性。期待规划项目具有更多的现实意义,着眼于几千年来对中国人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人生态度等产生积极影响的经典文献,挖掘其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回应和满足当代读者精神需求。五是普及性。在尊重古籍整理学科特点与出版规律的同时,期待规划项目对大众化问题有所关切,让经典文献走出“象牙之塔”,让更多人能够看得到、看得懂、用得上。六是专业性。古籍整理与出版专业性强,期待制定和实施古籍整理出版中长期规划时,要考虑专业化问题,包括整理者专业学术领域研究能力、出版单位古籍专业出版资质或编辑力量。七是新机制。制定和实施古籍整理出版中长期规划,期待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古籍收藏机构和出版单位能够相互合作,避免条块分割,造成重复出版。八是新技术。规划项目及其整理方式,要体现出现代科技手段,期待数字技术在古籍整理与出版中的运用,在古籍整理数字出版、融合出版方面有更多创新与突破。九是实现率。要考量规划项目完成率,既要有超前意识,也要实事求是,不贪大求全、贪大求多,数量服从质量,期待一个类别比例科学、合理的规划。十是开放式。规划项目应该实行动态、开放式管理,在一定时期内,视社会、学术发展的需要,及时进行调整与补充,期待一个与时俱进的规划。

(来源:中国出版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