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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 发布时间:2018-10-23 10:24:19   作者:杨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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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校本“二十四史”精装本

《中国古籍总目》
 

  □杨牧之

  今年是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60周年,回顾我与古籍整理与出版的缘分,颇多感想。

  我1966年大学毕业,1967年到中华书局工作,到现在50余年了。这50余年中,在中华书局20年,在新闻出版(总)署十七八年,主要分管出版、发行和古籍办,确实和古籍整理出版有不解之缘。

  但是我对传统文化、对古籍整理出版的认识却有一个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对学古典文献没有兴趣。我1961年考上北京大学,当时北大中文系是入学之后再报专业。中文系有三个专业:文学专业、语言专业、古典文献专业。当时我报了古典文献专业。开课之后,我觉得学的内容实在太陈旧了,学《论语》《孟子》《左传》《诗经》《史记》,一本书一本书地学下去。再就是文字音韵训诂、古籍整理概论、目录版本学、校勘学,那时我十八九岁,到北大整天学这些是我没有想到的,觉得很没有意思。

  给我们讲《论语》的老师,是一位叫王孝渔的老先生。穿中式衣褂,一个包袱皮,裹着一本线装书,走上讲台,打开包袱皮拿出书来,照着前人的注疏一字一句地讲,讲完课后,学生还没有走完,教研室老师就和他结账,给他钱。这种现场交易的情景在大学校园里出现,当时觉得很不适应。

  魏建功先生讲音韵学。魏先生是学问大家,年轻时为肃清日本在台湾奴化教育的影响,到台湾推行国语。1953年主持编纂《新华字典》,后来又主持编纂《简化汉字总表》,贡献很大。在北大文科的历史上有著名的三大“概要”,一是胡适的“中国文学史概要”,一是沈兼士的“文字形义学概要”,另一个就是魏建功先生的“声韵学概要”。课堂上,魏先生给我们讲今古音的区别,讲着讲着就吟诵起《醉翁亭记》,吟着吟着还流出了眼泪。这种专门学问今天怕没有几个人能讲了,那样敬业,当时我们却说他是“发思古之幽情”。那个年代,“发思古之幽情”并不是什么好事。

  那时确实年轻,不知好歹,不愿意学。学了《论语》我还从中找到了理论根据。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我心想,我既不好也不乐,连孔老夫子都说“不好”“不乐”根本就学不好,趁早别学吧。当时我就要求能不能给我换一个专业。系里不同意,说我这是学习目的问题。学习目的问题那是很严重的事,不敢再提了,只好忍着。那时,我一下课就跑到图书馆,看中外经典图书,一本接一本地看,我的中外文学典籍基本都是那个时候读的。有空就去听别的专业的课。被动学的是古典文献学,主动读的是中外名著。

  毕业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学校等了一年多才分配工作,我到了中华书局。那时候我对古籍整理和出版懵懂无知,没有兴趣,不愿意学,设法逃避,浪费了很多时间,很是幼稚。

  二

  到中华书局后开始了我认识上的第二个阶段。1967年分到中华书局,没过多久就到部队农场锻炼,接着又去“五七干校”。我去的时间比较短,一年半。为什么回来了呢?因为1971年5月,毛主席指示继续校点“二十四史”,这之后从干校往回调人,我们得以逐渐回到北京。回来之后,我跟随周振甫先生、王毓铨先生二位著名学者校点了一阵儿《明史》。

  后来,中华书局领导为了了解,像中华书局这样的古籍出版单位怎样才能够紧密配合政治斗争需要,便亲自带队到部队工厂去调研。工农兵群众反映,中央文件中经常引用的古典诗文弄不懂,最好能通俗地讲一讲,还提到“活页文选”这种形式好。调研之后,中华书局领导就决定抽几个年轻的业务骨干,集中精力搞“活页文选”。选目主要是法家著作,评法批儒,特别强调首先要注解翻译中央文件、领袖讲话中提到的古典名篇。当时,我们认为这就是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而且是紧跟、配合,所以满腔热情。又加上毕业六七年了,岁月蹉跎,刚刚开始做一点正经事,一定要快马加鞭,所以干得很起劲。

  在“活页文选”的基础上,我又策划了《读〈封建论〉》。毛主席不是说“熟读唐人封建论”嘛,那咱们就想方设法把柳宗元的《封建论》给工农兵讲明白吧。领导让我和工人师傅一起搞,好知道什么水平、什么形式他们爱看,能看得懂。书印出来之后,当时一些同志说这种形式挺好,工农兵看得懂,而且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相结合,有利于知识分子的进步。后来全文大概四五万字的《读〈封建论〉》,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连载了三四天。

  我看过一个材料,在一次会议上,有人向周总理提出,古籍整理的标点符号也要突出阶级观点。周总理说不要这样搞了吧,标点只能反映原文的意思,怎么样体现校点者的阶级观点呢?当然这只是个别人的想法,今天听起来很好笑,但也能反映出当时思想领域的气氛。

  1981年我参与创办《文史知识》,还主持了六七年工作。因为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很多年轻人的学习,太需要普及文史知识了,所以干起来兴趣盎然。《文史知识》创办后第三年就被评为优秀文史刊物,两三年内,订数从4万猛增到30万。编辑部被评为文化部优秀青年集体,中华书局还奖励了我800块钱。

  这个时候大家都在反思,都在重新认识过去紧跟配合、为当前政治服务的做法和观念。那时我们为中央文件引用的古典诗文作注、为工农兵搞普及,当然是为政治服务(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为什么样的政治服务的问题);但古籍整理更长远、更基础的工作,是搞好基本建设,是对浩如烟海、车载斗量的古典文献进行系统清理,批判继承。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提炼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服务。中央文件中说“得搞上百年”意思就在于此吧?如果仅仅把紧跟、配合当作是为政治服务,对古籍整理出版来说是不是就太狭隘了,很容易把一个宏大事业,变成政治的实用工具。“二十四史”校点能紧跟得上吗?但你能说“二十四史”校点不是为政治服务吗?这是我在前一个时期的经验、教训后的思考。这是我思想的第二个阶段。

  三

  再谈第三个阶段。1981年陈云同志电话开启了一个新的时期。那时候我正好在中华书局总编室工作。那天下午4点44分,我接到陈云同志的秘书肖华光同志的电话,传达了陈云同志的指示,说陈云同志最近问,古籍校点工作进展如何,还说古书不加标点整理,后代根本看不懂,文化就要中断了,损失很大,一定要把这一工作抓紧搞好。当时我虽然年轻,但也知道陈云同志指示的分量,立即写了一个电话记录报给领导。今天回头看一看,这一通电话太重要了。这是1981年5月22日。6月11日,中华书局给陈云同志送去报告。紧接着,7月9日,陈云同志又派秘书王玉清到中华书局进一步传达他的意见。9月17日,中共中央便发出了可以载入中华民族文化史册的37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1981]37号文件),文件明确指出古籍整理是一项十分重要、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大家看看时间,5月22日、6月11日、7月9日、9月17日,真是紧锣密鼓。接下来12月10日,国务院宣布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转年的3月,召开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会议。古籍整理出版的新时期开始了。

  1987年5月,我奉命调到新闻出版署工作。当时离开中华书局我还是很留恋的。不过,到了新闻出版署以后,我在思想上、工作能力上、认识水平上,确实都有很大提高。在新岗位上,我有条件从全国和世界的角度去了解情况,去思考问题。比如,我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成员两次访问埃及,震动很大。地上动不动都是5000年以上的古迹,但是文字文献却很少,有的象形字到现在也无法破译。法老的后代、真正的埃及人血统已经很难寻觅。我们去博物馆参观,埃及历史学家说:“要想了解埃及的历史,只有到比法老墓更深的地下。”也就是说,埃及的历史已很难了解了。这引起我很多思考。埃及的专家充分肯定历史,也肯定法老和帝王将相的作用,把他们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去讲。

  又比如印度,有很多古迹遗存,但印度历史多有间断,没有留下记述,后人无法了解。13世纪印度佛教的情况,连佛教圣地鹿野苑、那烂陀学院,都是靠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才得以补齐。

  相比较,中国的古籍世界第一。我们出版的《中国古籍总目》著录的古籍大约有20多万种。当然,这不一定完备,还会有新的发现。但总而言之,中国古代的文献是非常丰富的。这些文化遗产的作用在哪里?从这些文化遗产中,我们可以看到遥远先人的身影,可以了解他们的思想,感受到他们的情感和智慧,辨认出他们一步步前行的脚印,最终无非是弄清楚中华民族是从哪里来的,经过怎样艰难坎坷的历程,有哪些光辉灿烂的成就,他们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才能明白我们要向何处去。所以,对传统文化,对优秀的文化遗产,保护整理出版是基础,然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深入地研究,总结出理论和规律,根本就是继承和延续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和文化基因。搞古籍出版的人,确实要有使命感,要有竭诚的努力,要有全心全意投入到这项事业中来的使命感和责任心。

  前些年的国学热,我们怎么认识?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加上科技的高速进步,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各国的往来,对传统文化的意义、地位和作用有了不同认识。有一些青年同志说,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怎么可能连接到一起来?再讲以前那些“子曰”“诗云”不是太落伍了吗?但是《于丹论语心得》的发行达几百万册,阐发《老子》的书一印再印,于丹、易中天、阎崇年等成了大明星,高校讲古典文学的教师也成了各界欢迎的“坛主”,他们滔滔不绝地讲授着传统文化,而且呈现场场爆满的盛况,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一现象?我觉得,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具有连续性和交融性,一个有着悠久传统的文化尤其如此。无论我们承认不承认,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实际上是处在同一体中的,从来都没有分开。任何一种文化的现代化都是自身传统的现代化,不可能割断历史。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现代化,都具有本民族的特色和源头,不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研究一个民族的现在,必须研究这个民族的历史。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也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现在。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一书中提出“轴心时代”的理论。他说,公元前500年左右,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希腊等地区出现了大批哲学家,发生了哲学的突破,他称这一时期为轴心时代。雅斯贝斯说,人类一直是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次新的飞跃都要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那样,轴心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潜力的回归或者说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各个阶段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利用、改造或继承也大体如此。

  四

  当前我们古籍整理出版的工作应该怎么做?2001年的时候,我曾经总结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在古籍整理出版培训班上提出古籍整理出版的十点建议。根据我的个人体会,和现在大家反映的一些情况,我认为现在有五点特别重要。第一,队伍的建设。一定要抓优秀的编辑,给他们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支持,让他们觉得干这个事大有前途。这样你才能抓住人,齐心合力干事业。另外对他们还要严格要求,要树立使命感。第二,要做好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前推进。保证重点,保证质量。第三,抓好重大工程。一个时期要有一个时期的标志性作品,大家总是提到唐诗宋词元曲、四大古典名著,提到《辞海》《辞源》《中国大百科全书》,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是一个时代的标志,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标志。我记得我们编制国家“八五”出版规划、“九五”出版规划、“十五”出版规划的时候,到后来觉得重大项目很难找到。在重大工程上我们要下大力气去搞,因为它既是时代的标志又能鼓舞人心。第四,加强古籍整理研究著作的出版。对传统文化,整理、出版目的是古为今用,出版可以起组织和引导作用。第五,加强通俗读物出版。通俗读物的重点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我觉得这五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对《兰亭序》肯定都很熟悉,《兰亭序》中有两句话“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们今天说“明人好刻书而书亡”,后人会不会像我们评论明人一样评论我们呢?我们要把古籍整理出版当作百年大计去做,当作事业去做,要有敬畏感。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段话,很发人警醒。他说:“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而将永远存在;高尚的人们将在我们的墓前洒下热泪。”我们出版了皇皇巨著,又是发布会,又是电视报道,每个人都说“好书!好书!”,但过了没有几天,懂行的人一翻,几十处甚至上百处错误!我们的事业并不是为了显赫一时,不是为了一时的光彩,不是只想着个人的名利,而将永远存在,那时候后人会感谢我们今天作出的贡献。

  (本文根据在第33届全国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立6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稿整理)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