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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献专业与新中国古籍整理事业60年 发布时间:2018-9-25 9:07:49   作者:杨忠(教育部全国高校古委会秘书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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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2月9-11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大会,宣告了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全面起步。2018年8月28日,由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主办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立60周年座谈会在昆明举行,出版界、学术界百余人会聚一堂,共同回顾历史,检讨当下,展望未来。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原组长、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柳斌杰,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原常务副组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执行总主编杨牧之等有关领导出席并讲话。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杨忠、严佐之、荣新江、杜泽逊、金良年等都作了精彩发言。在此,我们选刊三位专家的发言。他们的讲述,既是一次深情的回望,也是为了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在新时代里更好的出发。

  古籍小组的成立是新中国古籍整理研究事业起步的最重要的标志,有划时代的意义。上世纪50年代前半期,虽然有一些出版社出了一些古籍,但数量不多,也不成气候。上世纪50年代后期,周恩来总理亲自布置有关部门组织专家点校“二十四史”与《资治通鉴》,并于1958年成立了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配合当时全国的科学规划,制订有关古籍整理的出版规划。这是一件大事,是古籍整理工作第一次在国家层面成为国家的自觉行为,而不再如过去那样只是学者散漫无序的个人行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建立,标志着新中国古籍整理事业的全面起步,因为从此之后,中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有了专门的领导机构,有了具体的规划,有了努力奋斗的目标,而且从此之后,中国知识界更多人有了古籍整理的自觉观念。它的建立也表明,古籍整理是国家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项事业。

  古籍小组的建立不仅推动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还推动了古文献学的学科建设,并且催生了中国第一个古典文献专业。正因为有了古籍小组和出版规划,古籍整理人才青黄不接问题便突出出来了,因此为了使古籍整理事业后继有人,同样在1958年,中央委托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高教部长杨秀峰,在高等学校建立中国古典文献系科。在郭沫若、翦伯赞、魏建功、吴晗、邓拓、金灿然等老一辈学者的支持下,1959年在北京大学创建了中国古典文献专业,并招收了第一班学生。古典文献专业在北大创办并招生,是新中国古籍整理事业全面起步的又一个标志,因为它意味着古文献学成为一个学科,古典文献专业成了培养古籍整理研究人才的教学基地,从长远看,国家的古籍整理人才储备有了保障。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古籍小组的工作、“二十四史”的点校和北京大学的古典文献专业人才培养工作处于停顿状态。1972年由于中央的指示,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恢复招生,同年底“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也得到恢复。

  1978年教育部在武汉召开全国高校文科工作会议,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认为古文献专业面过窄,社会需要量小,与现实联系不紧密,因而取消了该专业。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教师通过正常途径反映,希望重视古籍整理工作,保留这一专业,以便培养后继人才,却一直未能得到解决。延至1981年5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全体教师联名给陈云同志写信,反映当时古籍整理工作的严重状况,希望重视这一工作。7月,陈云同志派秘书到北京大学召开座谈会,转达了陈云同志对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视关心并进一步听取意见。9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门讨论了古籍整理工作,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1981]37号文件),专门对古籍整理与研究及出版工作、对古文献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做了部署,强调“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指出“需要有一个几十年陆续不断的领导班子,保持连续的核心力量”,“可以依托于高等学校。有基础、有条件的某些大学,可以成立古籍研究所。有的大学文科中的古籍专业(如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古典文献专业)要适当扩大规模”。1982年初,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现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恢复工作。第二年,即1983年教育部成立了全国高校古委会,组织协调高校的古籍整理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开辟了中国古籍整理事业的新时代,它使久已停止工作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恢复了工作,使已经停止招生的北大古典文献专业恢复招生,还使高校古委会得以建立,更使大家增强了信心,鼓舞了斗志。因此,中央指示使陷于停顿的国家古籍整理事业存亡继绝、起死回生。

  历史证明,古籍小组和古文献专业、高校古委会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他们相伴相生、相依相存,如鸟之有双翼,车之有两轮,共同推动着我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和古籍整理的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工作。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不仅领导全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还为推动古籍整理的学术研究做了许多功在当代、泽及子孙的大事,比如他们数十年不间断编辑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不仅提供信息、反映动态、交流经验、纠正瑕疵,还注意引领潮流、讨论异见,为古籍整理研究领域的所有人员提供了帮助。其实汇集简报,便是一部新中国古籍整理史的梗概。再如杨牧之先生和黄松先生主持的《中国古籍总目》,经过十几二十年的努力终于完成,其中的艰辛,不难想见。《总目》基本摸清了中国现存古籍的家底,使古籍整理研究规划的制定有了最坚实的基础,也为文史哲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方便,是学者们感念的盛举。

  目前古籍整理研究和出版工作还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比如,某些古籍整理成果质量不高,甚至错得离谱,重要古籍的深度整理还做得不够。再如,古籍整理成果中有过多重复,浪费了人力财力,不仅有项目的过多重复,还有一些大型丛书引用资料大量重复,或将古籍资料不断地排列组合。近些年,海外汉籍的复制与出版成了热门,大家一哄而上,一些项目对国内已有成果不甚了解,极易造成重复、浪费。又如,古籍整理工作的整体规划和协调还需要加强,目前从古籍整理全过程来说,收藏古籍的图书馆有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协调工作,整理研究项目和人才培养工作主要在高校,有高校古委会协调工作,古籍的出版有古籍小组领导和协调,但三个系统的工作如何配合、协调,也还有思考的余地。即使单纯的古籍整理项目,也是需要进一步规划的,我们应认真思考:是否所有古籍都需要整理?哪些该整理,哪些不必整理?该整理的还有哪些重要古籍尚未整理?等等,都需要人关注、研究并规划。高校古委会愿与古籍小组和古工委加强联系,密切配合,共同克服工作中的不足,为繁荣我国的古籍整理研究和出版工作努力奋斗。

(来源: 《 中华读书报 》( 2018年09月19日 1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