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业界动态

《丝路之光:垦利海北遗址考古与文物精粹》出版 发布时间:2018-7-26 14:46:25   作者:方 辉  

  百余年前,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一书中,首次提及“丝绸之路”(Silk Road)一词。在他的概念里,所谓“丝绸之路”仅指汉代欧亚的贸易通道,甚至仅指公元前128年至公元150年的欧亚交通道路。此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1910年出版的《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引申了李希霍芬的观点。他根据新发现的考古文物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如今,随着世界多元文化体的加强和国际贸易研究的深入,“丝绸之路”几乎已成为古代中国与西方所有政治、经济和文化往来通道的统称。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倡议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年10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尼期间,又提出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千百年来,东、西方不同的种族、文化相互碰撞、交相辉映形成的经济、文化走廊,如今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外交政策中重要的既定方针,丝绸之路作为多元文明碰撞与交流的遗产并非中国独享,它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丝绸之路内涵的升华,与“陆上丝绸之路”关系密切,都是联结古代中国和中亚、波斯以及欧洲、非洲和东北亚地区的贸易、文化通道。“海上丝绸之路”文物属于世界贸易文物,其文化特点是既有输出也有输入,体现了世界多元化的融合。
  近年来,围绕着“海上丝绸之路”,国内外相关组织、科研机构开展了一系列考古研究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和经验,对其内涵的认识及相关研究建树颇丰。1987年,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历史博物馆设立我国第一处水下考古专业机构——水下考古学研究室。1987年至1990年间,通过派人出国学习和与外国水下考古研究机构合作的方式,培训了新中国第一批水下考古专业人员。此后的几十年间,我国的水下考古工作者先后在辽宁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遗址、福建连江定海湾白礁Ⅰ号宋代沉船遗址、平潭碗礁Ⅰ号清代沉船遗址、西沙华光礁Ⅰ号宋代沉船遗址、广东阳江南海Ⅰ号宋代沉船遗址、南澳Ⅰ号明代沉船遗址等进行过调查、发掘工作。此外,一部分内陆河湖淤积型遗址,如宁波义和路遗址、安徽淮北柳孜运河、河北黄骅海丰镇遗址等考古发掘,均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果,社会影响巨大。国外,埃及福斯塔特、印尼黑石号沉船、朝鲜新安沉船等古代遗存,均出土大批中国陶瓷器及相关遗物,进一步丰富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广度、维度。伴随着一系列考古工作的开展,正是对其背后所反映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关注。
  历史上,山东半岛地区作为中原王朝往来于东北亚地区诸政权的重要阵地,也是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自隋唐始,中原王朝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交往日趋频繁,层次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山东半岛的诸多港口既是新罗、日本进出中国大陆的主要通商口岸,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基地。五代之际,中国北方虽朝代更迭、战乱频繁,但山东半岛作为高丽、渤海等国与中原王朝的唯一通道,对外贸易仍是非常繁荣的。北宋时期,“(山东)登州三面距海,祖宗时,海中诸国朝贡,皆由登莱”。“(登州)西至大海四里,当中国往新罗、渤海大路”。“黄县界(今龙口市)更经乌趣、石埠二山之间,又东经县理,东达于海,海东诸国朝贡必由此道”。此外,密州板桥镇,“东则二广、福建、淮、浙,西则京东、河北、河东三路,商贾所聚,海舶之利颛于富家大姓”。说明此时山东半岛优越的地理位置,是连接东南沿海闽广、江淮、江浙以及中原地区的枢纽,各地商贾云集的区域中心,更是北宋时期对外的贸易重镇。因此,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境遇,使山东地区对内、对外经济往来具备优良的条件。
  如今,围绕着“海上丝绸之路”,山东地区也陆续开展相关考古工作。1984年,蓬莱水城小海进行大规模清淤过程中,出土大量文物,包括古船、武器、货币和大量陶瓷器。此后,2005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烟台市博物馆、蓬莱市文物局组成的考古队,配合蓬莱水城小海清淤工作,又发掘三艘元、明时期的古船,获得重要成果。这些说明登州港在宋元时期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并在南瓷北运中起到重要作用,对于研究蓬莱水城与登州古港的历史变迁、古代造船技术与海防建设以及“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历史面貌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1996年至2009年期间,胶州市政府在基建过程中发现部分与历史上板桥镇相关的遗存,后为加强对板桥镇的科学研究,探寻古板桥镇历史,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联合胶州市博物馆,对胶州市老城区开展了课题性的考古工作。这些考古工作不仅对于胶州和青岛的历史沿革及城市发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是青岛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之一的重要证据。海北遗址的发现、发掘,获得大量与陶瓷器贸易、港口海运有关的遗存,也说明海北遗址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密切的联系。
  优越的史地位置以及丰富的考古材料,赋予海北遗址在“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地理位置上,海北地区地处渤海湾腹地,黄河入海口。该区域虽自隋唐时期才脱海成陆,但宋金之际已明确有人居住、开垦(属河北东路滨州渤海郡)。历史上,特别是隋唐之际,山东半岛的诸多港口既是新罗、日本进出中国大陆的主要通商口岸,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基地。这一时期,登州是出入高丽、渤海国的主要口岸,即“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北宋时期,由于战争和统治政策的原因,登州港渐次封闭,密州板桥镇代替登州成为宋政府北方对外交往的重要口岸。海北遗址,正处于登、莱二州辐射范围内,必会受到当地社会政治环境影响,相应的发展轨迹也会呈现阶段性特征。这一点也正好从考古材料得以证明:海北遗址历次考古工作所获得材料,时代特征主要集中于宋、金之际,产品面貌较为统一,说明该遗址繁荣阶段正处于宋、金时期。其次,海北遗址隔莱州湾与登州古港遥相呼应,类似的遗址,往北可见河北黄骅海丰镇遗址,往南则是胶州板桥镇遗址等,其考古出土材料较为接近,遗址内涵也存在一定相似之处。考虑到环渤海地区与东北亚古代诸国的政治、经济交流,共同的历史境遇,可以肯定,这部分遗址均与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有密切联系。
  海北遗址的发现,虽然仅是为数不多的几处遗址之一,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和多种科技手段的运用,会有更多类似的遗址被发现。通过新发现的一处处遗址点的积累,会逐渐形成一条逐海岸的线,从而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更加丰富的材料和视角。海北遗址,也将成为众多角色中的重要环节。
  (《丝路之光——垦利海北遗址考古与文物精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12月出版,定价:168.00 元)


 

(来源:古籍新书报 201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