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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逸民:“古籍整理图书”应该如何区分类别(下) 发布时间:2018-6-11 10:44:48   作者:许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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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古籍”与“古籍整理”的范畴问题,各种古籍整理方式的学术规范问题等等,我们目前尚未看到有统一的权威性论断。……(2001年以来)要为《新中国古籍整理图书总录》的体例和类目寻求借鉴时,确实感到没有一个体例完整的成功的先例可循。……我想就《总录》如何区分类目而涉及的几个理论问题,简要谈一谈思考的过程和结果,以便向大家请教。 【以下正文,接6月8日微信内容,本微信公众号(guyiyinghua)发布内容有删节】


——中华书局编审 许逸民  

几个需要说明的问题

张之洞在《书目答问》卷首的《略例》里说:“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今为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又于其中详分子目,以便类求。一类之中,复以义例相近者,使相比附。再叙时代,令其门径秩然,缓急易见。”我们现在编纂的《总录》,虽不像《书目答问》那样属于“慎择约举”之作,但帮助读者找书,掌握读书要领,让读者能够便捷地“各就其部”求得精校、精注本的出发点是相同的。基于这一宗旨,我们也就有必要对子目的设置再作几点解释,好让它的定位愈加准确,收录范围亦愈加清晰,读者循名以求书,可以少走弯路。

第一个问题,在传统四分法中的“经部”取消以后,其“诗类”并入“文学类”总集之属,应该无可争议。还有四部中的集部原有“楚辞类”,今一并纳入总集,排在《诗经》后面,也应该是合理的。另外,《总录》“文学类”中的戏曲,有人以为当属表演艺术,应入“文化艺术类”,其实不尽然。道理很简单,现存古本戏曲皆是文学脚本,对古本戏曲的整理是一种文献研究或文学史研究,和表演技艺的研究关系不是很大。

第二个问题,传统古籍书目中多设有“正史”类,其源盖出自《隋书•经籍志》,当时不过是认为师法《史记》《汉书》的纪传体史书才是正当、正道之意,至《四库总目》,则谓“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所由与稗官野记异也”,这就给“正史”赋予了正统王朝历史的含义,推崇到与“经”相匹配的地步。《四库总目》还把正统王朝之外地方政权的历史书贬称为“载记”,进一步深化了正伪之辨的主题。这样落伍的正统观念,我们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不过各种书目“正史”类下原来收录的“十七史”、“二十一史”、“二十四史”,乃至民国以来所说的“二十五史”、“二十六史”,已成为固定的纪传体史书的集合,在新编的书目中没有必要硬性拆得七零八落。所以,《总录》拟在“纪传类”下设置丛编、通代、断代之属,将《二十四史》《史记》《汉书》等原属正史的部分,分置于不同子目之下。

第三个问题,传统四分法书目的史部有“政书”类,如《四库总目》所说“以国政朝章、六官所职者,入于斯类”,故其内容最为庞杂。 《四库总目》下设“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六个子目,除了各朝的政治史料,还包括经济史、法制史、军事史,以及手工业史、建筑史等。如果我们现在袭用“政书”为类目,就会把政治、经济、法律、军事、科技等几大学科集中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依旧显得驳杂不堪。为今之计,莫如将它们加以分解,把原属于政治制度、行政法令的“通制”、“典礼”、“邦计”、“法令”部分,命名为“典章制度”之属;将“军政”独立出来为一个属类,用以著录兵制、边防和古兵法等;将“考工”移入“科学技术类”,改称“工艺”之属。

第四个问题,四分法书目的“子部”亦是一个无所不包的部类,《四库总目》说:“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可以自为部分者,儒家以外有兵家,有法家,有农家,有医家,有天文算法,有术数,有艺术,有谱录,有杂家,有类书,有小说家。其别教则有释家,有道家。”现在看来,其中“农家”、“医家”、“天文算法”及“谱录”的相关部分,可归入今之“科学技术类”。惟“术数”是讲占候、占卜、相宅相墓、相命相面、阴阳五行的,原来虽与数学有些关联,但毕竟不能和今天所说的科学划等号,我以为此可视为一种文化现象,无妨移至“文化艺术类”,与“器物”、“饮食”、“游艺”之属为伍。原子部“杂家”,则可根据其书性质分拆入各相关学科。“类书”今已入“综合参考类”。子部其余各类皆源自先秦,号称诸子学。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将它们先集中后分散,首次创设“周秦诸子”类。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也就在“哲学类”先设“周秦诸子”,作为先秦哲学史的史料库。至于后世儒家,则用“儒学”和“理学”统领之;后世兵家,则入“历史类”之“军政”之属;后世法家,则入“法令”之属。

第五个问题,“丛书”是兼赅四部的综合性图书。现存最早的丛书出现在宋代,不过编刻丛书的兴盛期是清中叶以后才出现的。在清乾隆间纂修《四库全书》时,尚没有丛书的独立位置,丛书只得委身于子部“杂家类”的“杂编”之属。如前所说,从《书目答问》开始才将丛书单设一部,这样做不止方便了读者多读书,更为重要的是,它在客观上反映了有清一代丛书出版的盛况。这是目录学发展史上开拓创新的典范事例,值得我们学习。据不完全统计,在最近五十年的古籍整理图书中,新编的丛书大大小小约有六百种之多,我们应该重视这一现象。因此,《总录》依从《书目答问》例,在“综合参考类”专门设置“丛书”之属。为便于使用,在每一丛书之下,均详列其收书子目。同时还将各个子目在相关类目中再重复出现一次,重复出现时则括注丛书名称。

(摘自《古籍编辑工作漫谈》)

许逸民著作《古籍整理释例》(增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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