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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整理出版开启“3.0”时代 发布时间:2018-5-25 15:55:08   作者:本报记者 杜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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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年末,等待了8年多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甲部)》书稿,终于陆续交至中华书局。欣喜过后,面对近2亿字的编辑任务,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犯了难。

  顾青这样估算:一名高产的古籍编辑,如果每年能够审校300万字左右的书稿,将这2亿字审校一遍,需要60位编辑投入一年时间;出版物有“三校一读”的标准流程,这意味着要把《续编》通读4遍,无论如何加班加点,至少需要60位编辑花费3年时间。而按照计划,《续编》要在两年之后的2019年全部出版。

  人手吃紧,时间同样紧迫。不得已,顾青决定,提前启用尚在测试中的古籍整理工作平台,招募社会各界的人才,通过这个互联网平台在线审校《续编》书稿。就这样,在任务的逼迫下,2000多年来都是在故纸堆中打转转的古籍整理,陡然间迈向了“互联网时代”。

千人响应

  2018年3月初,《续编》招募审校者的启事甫一发布,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方思圆就报了名。本科时开始学习梵语,研究生阶段攻读古代文学专业的佛教与中国文学方向,方思圆平素常与佛教典籍打交道,对于参与《续编》整理,她充满期待。

  大藏经是佛教典籍的总集,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中国古代有编纂、刻印大藏经的传统,日本、韩国也不乏汉文大藏经刻本。1982年,在著名学者任继愈的主持下,《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整理出版工程启动。历经15个春秋,1997年,106册、约1亿字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正编》出齐,成为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的一项标志性成果。然而,由于种种条件限制,《正编》远未囊括所有汉文佛教文献。2002年,任继愈先生继续亲任主编的《续编》工程上马;2008年列入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2009年6月,93岁高龄的任继愈在病榻上与中华书局签订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甲部)》出版合同。一个月后,老人溘然长逝,这份合同成为他生前签署的最后一份出版文件。所谓“甲部”,是《续编》的第一部分,收录的范围是见于历代大藏经,但未收入《正编》的2000多种佛教典籍。等待方思圆和她的同伴们审校的,正是这部分书稿。

  “刚加入审校工作群时,我吓了一跳,已经有400多人报名了。”方思圆没想到,申请参加审校的总人数很快超过1000。最终,她和300多位第一批通过资质审核的申请者,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古籍整理在线审校。这些审校者,有文史哲专业的学生,有佛学院的僧侣,有青年教师、科研人员,也有各行各业人士,他们都具备一定的古籍整理知识,都对传统文化饱含深情。

  “中国有丰富的佛教典籍,但我们却没有一部完整、完善的大藏经。《续编》的整理完成,不但能够展现我们的文化自信,而且也是对世界佛教文化发展的一大贡献。”来自浙江宁波的连勇是一名会计,业余时间喜好阅读古书,“我能参与到《续编》这样重大的项目中,与有荣焉。”

  “上大学时,我阅读的古籍绝大多数是整理本,从那时起就对从事古籍整理的前辈学者充满了崇敬和感恩之情。”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工作的李明阳深知自己的责任,“古籍整理,让那些经过时间淘洗、流传了千百年的文献,得以在当代得到传承;我们的审校,可以让这些文献少一些讹误,让读者更接近传统文化的原貌。”

进入角色

  对于古籍整理来说,众包、在线审校,都是新鲜的尝试。不过,对于这群80后、90后审校者来说,在网上整理古籍,就像在网上聊天、听歌、点餐一样自然。他们很快进入了角色。

  《续编》的审校任务在古籍整理工作平台上发布,每种典籍就是一个任务包。体量大的,如《法华经玄赞要集》有120多万字;体量小的,像《华严经心陀罗尼》只有百余字。审校者根据自身情况申领任务,进行审校。

  “一开始,也就是看看稿子,没什么特别的。后来,遇到一些有疑问的书稿,我能用自己的学术积累纠正其中的差错,那是特别有成就感的一刻。”在最平顺的情况下,方思圆一小时能审校一两万字的书稿,但也有为了辨别两个字的是非,考证一小时的情况,“像我审校的《乌刍涩明王仪轨梵字》,是一种梵文文献,没有汉语意译。审校这篇3722字的书稿,不仅要理解全篇文意,我还会参考其他梵文典籍材料,一共花了4个多小时,稿酬其实只有18块钱。对我来说,这是在解决一个学术问题,而与经济上的回报无关。”

  “审校工作看似简单,但只有责任心是不够的,还需要很多专业知识,比如对异体字的熟悉,对佛教词汇的掌握,对梵文、巴利文的识别,稍有不慎,就会看走眼。”随着审校工作的深入,连勇越来越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感觉,“不怕不懂,只怕不问。借助网络和审校工作群的讨论,不仅解决了一些难题,我对古籍的认识也有了很大提高。”

  “通过网络招募的《续编》审校人员,发现了书稿中的不少问题。”分管《续编》行政事务的副主编张新鹰介绍,《续编》的编纂倾注了全国200多位专家学者的心血。任继愈先生在世时,亲自为点校者借阅底本,审阅书稿;从2010年到2017年,常务副主编杜继文先生每年都组织召开编纂工作会议,讨论整理工作的各种问题,但毕竟书稿内容广博、数量庞大,整理团队分散各地,难免会出现一些错误,“中华书局把审校中发现的一些疑难问题反馈给编委会,有些问题已经解决了,有些问题还在讨论之中。从反馈的问题来看,这些审校者是具备专业水准的。据出版社预估,按照目前的进度,年底推出首批图书、2019年基本完成全书出版,应该不成问题。”

步入“3.0时代”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正编》的整理方法颇为传统:学者集中于北京图书馆,“各持一本,一人读诵”,随读随记下不同版本间的异同,汇总成校勘记,附于卷后。由于该书以国图馆藏孤本《赵城金藏》为基础,影印是最为理想的出版方式。

  进入21世纪,电脑普及。尽管《续编·甲部》的体量是此前的两倍,但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学者们决定采用标点、排印的方式整理出版此书。

  2018年,为了保证《续编》按期出版,中华书局引入了在线审校的众包模式,《续编》有望以纸书和电子数据库两种形式呈现给读者。

  在顾青看来,编纂《中华大藏经》的30余年,恰好经历了古籍整理出版从纸到纸的“1.0时代”、从电脑到纸书的“2.0时代”,最终迎来了线上整理和全媒体出版的“3.0时代”。而《续编》审校,只是“3.0时代”的一个开端,未来,古籍整理出版的全部流程都可以实现平台化。

  中华书局正在建设的这个古籍整理工作平台,如果全部功能投入使用,古籍整理出版的流程将大为改观:整理一部古籍,编辑首先扫描底本,系统进行自动文字识别,经人工检查后,将准确的电子文本上传至平台;编辑把电子文本分割成若干任务包,在平台上发布;整理者申领任务,利用平台提供的自动校勘、标点系统,初步整理后,人工修正错误并提交稿件;最后,编辑在线审稿、加工,实现网络出版、纸质出版。

  平台化在提升效率的同时,是否会降低古籍整理的质量?顾青表示,在古籍整理领域,人工智能不可能完全代替人的工作,每个环节都需要进行人工干预,而只要做好前期的体例设计、后期的审核,完全可以编辑出符合古籍整理质量要求的出版物。

  “在《续编》的审校过程中,平台会标记我们审校者的修改记录,然后由佛教文献编辑、新媒体编辑、技术编辑组成的审核团队,会对审校稿进行审核。从理论上讲,只要审核环节严格把关,古籍整理的质量就不会下降。”李明阳认为,“众包”减轻了专业编辑、校对的工作压力,能让他们有更多精力处理疑难问题。

  不过,顾青也意识到,通过网络招募的古籍整理者,水平往往参差不齐,今后将通过培训让更多传统文化爱好者熟悉古籍整理工作,进而培养一支线上古籍整理、古籍校对队伍。 (本报记者 杜羽)

(来源:《光明日报》( 2018年05月22日 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