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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代文宗,一人而已” ——《陆机集校笺》出版 发布时间:2018-5-14 9:38:30   作者:杨明  

  陆机(261—303)是西晋时期的大文学家。他出身江南豪族,祖父陆逊、父亲陆抗都是吴国重臣、大将。《三国志·陆逊传》云:“字伯言,吴郡吴人也。”陆机当然是吴郡吴(今江苏苏州)人。有人说他是华亭人,其实华亭可说是陆机故里,却不是他的籍贯。华亭当时并非县名,亭是乡以下的行政区域建制。据南朝陆道瞻《吴地记》、顾野王《舆地志》以及唐代的《元和郡县志》等所载,陆氏所居在华亭,其祖上亦葬于华亭。华亭并不属于吴县,而是在娄、海盐、嘉兴三县交界处。唐玄宗时始立华亭县,今则在上海松江。陆机在吴亡后隐居华亭读书十年,临终之前还叹息“华亭鹤唳,不可复闻”,他对华亭的感情是很深的。不过以籍贯说,他还是吴郡吴人。
  陆机隐居十年后应征北上洛阳,从此步入仕途,却也正是他悲剧生涯的开始。西晋王朝虽然完成了统一大业,但是在短暂的稳定之后,便陷入了先是后党争斗、然后是皇族诸王的纷争之中,即所谓“八王之乱”。其激烈与残酷之程度,令人寒心。出身世家大族的陆机,原本怀抱光耀祖德、以功名垂世的志向,企图有所作为,但那样严酷的政治环境令他矛盾惶遽、无所适从,终于在诸王的战乱里蒙冤被害。后人大多对他表示同情,叹息他不能见机自保。但也有人讥刺他将家国之恨置之脑后,觍颜事仇,落个悲剧下场是咎由自取。吴亡于晋,陆机的两位兄长都为晋军所杀,说他忘却国恨家仇似乎不无道理,但我们还须考察当时情势。须知带头降晋的正是吴主孙晧本人。当大兵压境之时,他一面奉书请降,一面遗书于群臣道:“今大晋平治四海,劳心务于擢贤,诚是英俊展节之秋也。……舍乱就理,非不忠也。莫以移朝改朔,用损厥志。”(《三国志·孙晧传》裴注引)那就是说,吴臣改事晋朝,不但不是不忠,而且还正应事晋以展其才志。而晋朝也正要笼络吴国旧臣,为其所用。因此吴国人士入晋任职的实不乏其人。陆机之弟陆云甚至在吴亡的当年便被晋扬州刺史周浚辟为从事。孙晧入晋,即被封为归命侯,待遇颇丰,其太子、诸子皆授予官职。在这样的情势之下,陆机弟兄的入仕,实在可以理解。而且还应考虑如下因素,即正统观念久已根深柢固。晋完成了统一大业,即被视为正统。效力于正统的统治,也正是顺理成章。汉末诸路义军纷纷起兵,即以扫灭董卓、拥戴汉家正统为号召。东吴孙坚、孙策父子同样也打出尊崇汉室的旗帜,那都是正统观念的表现。而孙权称帝之后,不肯行郊祀之礼,理由是“郊祀当于土中,今非其所”(《三国志·吴主传》裴注引《江表传》),也就是说自认局处下国,尚未完成统一大业,尚未取得正统资格。陆机的观念同样如此。他在《辨亡论》里称颂孙坚“扫清宗祊,蒸禋皇祖”,称颂孙策“将北伐诸华,诛锄干纪,旋皇舆于夷庚,反帝座乎紫闼,挟天子以令诸侯,清天步而归旧物”,便是对孙氏父子正统观念的肯定。他又称孙权“洪规远略,固不厌夫区区者也”(《辨亡论》),称其“将熙景命,经营九围,登迹岱宗,班瑞旧圻”(《吴大帝诔》),便是肯定孙权结束分裂、完成统一大业的理想。《答贾谧》更说:“天厌霸德,黄祚告衅。狱讼违魏,讴歌适晋。陈留归蕃,我皇登禅。庸岷稽颡,三江改献。”那就是承认吴国和魏、蜀一样,都属“霸德”而非帝功,因为三国都没有能成就统一大业;而晋朝却因完成统一而成为正统。他议《晋书》限断,以为记载司马懿父子在魏时的事迹不可采取纪年的写法,那也就是由于他认为在一统天下之前,算不得正统,而司马炎泰始以后,则具有了正统的资格。虽然吴是故国,但不得不承认只是“霸德”;晋是敌国,但毕竟取得了正统地位。陆机在历史的大变动之中,终究不得不采取了顺应的态度和行为,其中统一、正统的观念,应该是起了作用的。
  陆机关心现实政治,也写过一些有关的文章。他的理想政治,大体上不出君明臣贤的框架,对于合理地任用人才尤为致意。他又主张分封诸侯,以为分封制方能长治久安,使中央朝廷更加稳固。但是这些想法在险恶的争斗之中显得那样苍白无力。陆机实在算不上一位政治家或政治思想家。他生当玄学思潮盛行之时,接受了玄学的熏陶,这使得他的作品常表现出抒情与说理相融合的特点,有时显得颇有理趣,但是说不上在学术思想上有何建树,他也不是一位思想家。陆机的建树,他在历史上的地位,还是在于文学方面。在这方面他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陆机诗赋有三个方面的主题颇为突出。一是感离伤别,怀念故土和亲友;二是感念生死,悲叹人生短促;三是感叹仕进不易、人生多艰险。这三类主题,往往互相交融,形成种种复杂的想法和情绪,反映了矛盾痛苦的心态,耐人咀嚼。这三项内容,使得陆机的诗赋常常是笼罩在一片哀思之中。除此之外,他的赋有好几篇是咏物之作,其中《文赋》将构思作文的种种情况描述得细致亲切,尤为脍炙人口。今天人们视此篇为文学理论作品,其实按其原意,与其说是发论,不如说是体物,就如同作者们以音乐为对象加以描绘的诸多赋作一样,只不过描述的对象特殊罢了。
  诗赋之外,《陆机集》里各类文章也还不少。有以抒情为主的,有实用性的,还有《辨亡论》《五等论》和《豪士赋序》以及《演连珠》等议论文字。上文曾说,陆机算不得一位政治思想家,这些政论文字也难说有多么深刻独创之见,但从写作角度而言,说得头头是道,顿挫有致,曲折达意而挥洒自如,富有气势,确是骈体文中的佳品。
  下面谈谈我个人对于陆机作品艺术性方面的几点想法。
  首先,陆机在创造新语、镕铸新鲜意象方面很有成绩,沾溉后人,丰富了文学语言的宝库。如《文赋》“意司契而为匠”,为后世“意匠”一语之所出;“故无取乎冗长”,“冗长”今日是常用的语词。又如《为顾彦先赠妇》的“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拟明月何皎皎》的“照之有余辉,揽之不盈手”,《日出东南隅行》的“秀色若可餐”,《君子行》的“(人生)翻覆若波澜”等,都被后世文人反复使用,成为典故。《长歌行》说“年往迅劲矢,时来亮急弦”,乃是后人“光阴似箭”一类说法的嚆矢。《演连珠》的许多比喻甚为精彩。第四十二首以烟与火比喻情与性的关系:“烟出于火,非火之和;情生于性,非性之适。故火壮则烟微,性充则情约。”也屡屡为后人所取资。唐代李翱《复性书》被视为思想史上的重要作品,就说“烟不郁,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显然来源于陆机。如此之类,颇为不少。陆机的创造或亦有所承继,如烟火之喻当来自嵇康《养生论》所说“夫嗜欲虽出于人,而非道之正。犹木之有蝎,虽木之所生,而非木之宜也。故蝎盛则木朽,欲胜则身枯”,但更为贴切,仍然显示了他的创造性。《文赋》既说“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又说“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他正是在含英咀华、旁搜博采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的。
  其次,读陆机的诗文,感到他无论描写、述说还是抒情、议论,都淋漓尽致,力求说得尽,说得透,似乎唯恐不能将所见所感和盘托出。
  试将《拟古》十二首与所拟汉代古诗作一比较。陆机在立意和章法结构上可说是亦步亦趋,但在用词造句上显示出很大的不同。从中几乎看不出属于陆机个人的独特的思想感情,但却鲜明地显示出他的美学趣味。古诗原本朴素简练,平淡自然,陆机的拟作却尽量写得鲜明、具体,刻意形容,情感强烈,与古诗大异其趣。还可将陆机与曹植比较一下。将他们题材相近的诗作——比如曹植的《门有万里客行》与陆机的《门有车马客行》,曹植的《美女篇》和陆机的《日出东南隅行》——放在一起观察,就会感到,虽然曹植也是诗歌史转变时期的关键人物,但比起陆机来,就觉得他的转变才刚刚开始。陆机的描绘更详尽,情感更强烈深沉而外露,有时采取赋的写法,铺张形容,写尽写透。其审美趣味是十分鲜明的。
  由于力求写尽写透、写得深切,便常能注意到他人容易忽略的地方而着力表出之。如《百年歌》写老境:“言多谬误心多悲,子孙朝拜或问谁。”“四支百节还相患,目若浊镜口垂涎。”相信入老境者读来都会感到真切。抒发内心感受,也就能将人所常有但难以传达者曲曲写出。如《叹逝赋》感叹人生短促,本是老生常谈,然而由于作者从多个角度加以体味,并且层层曲曲地写出,遂觉波澜荡漾,越转越深。“悲夫!川阅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阅人而为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野每春其必华,草无朝而遗露。经终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譬日及之在条,恒虽尽而弗悟。虽不悟其可悲,心惆焉而自伤。”反复设譬,慨叹深沉。其独到之处,在于说出了世之所以为世,恰恰在于世上之人不断地新陈代谢这么一番道理。“譬日及之在条,恒虽尽而弗悟”,又转深一层:人生虽短,而世人却不自悟其短。“虽不悟其可悲”,又折一层:世人不悟,但觉悟了的人却更因此而感到可悲。这样,作者将胸中轮囷蟠结的悲慨一层一层透彻地说了出来。还不止于此,在尽情抒发之后,篇末又归结到与世浮沉,解除心累,优游娱老。上文说不悟人生短促者实在可悲,这里却又说“寤大暮之同寐,何矜晩以怨早”,觉悟到人生之短与长并无区别,因此不必悲怨。这又是一个大转折。这里的悟比起上文所说的悟,是更高层次的悟。总之,作者关于生命的强烈情感和思考,在本赋中层层深入、抑扬顿挫地表达得淋漓尽致。这样的感慨,他人也会有,但未必如此明晰,如今一经拈出,便成警策。《感逝赋》还说:“顾旧要于遗存,得十一于千百。乐隤心其如亡,哀缘情而来宅。托末契于后生,余将老而为客。”昔日所心期热衷者,今已心灰意懒;昔日兴高采烈,今则无时不郁郁寡欢;故交多已零落,勉强与后生交往,自己感到在此世上,将是冷落的过客而已。此种少年与暮节心绪的对比,他人虽也有所感受,但未必能如此曲曲传出。陆机对于自己的内心,努力体验、分析,力求写尽写透,这和他对外物的观察描绘是一样的。
  再如《赴洛》和《于承明作与士龙》这两首写与亲人离别,抓住送别的亲友已经相去辽远这一点,反反复复渲染,甚至显得有些冗长拖沓,节奏阐缓,其实正是想要极力写出自己的感受。写离别的诗,陆机之前如《邶风·燕燕》,仅仅“瞻望弗及”四个字。陆机之后,如李白的“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苏轼的“登高回首坡垄隔,但见乌帽出复没”,都简练而多余味。比较一下,便可以体会到陆机努力写得尽的特点。
  陆机的诗歌,拟乐府往往发唱惊挺,慷慨激烈,容易吸引读者。《赴洛》之类则结构平直,语势亦缓,形象描绘也不突出,初见似未能使人低徊。二者风格有异,但其努力写尽写透,是一致的。《文赋序》云:“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因有此患,故竭力铺陈,唯恐不尽不透。陆机的时代,人们还没有自觉追求含蓄不露、意在言外、令读者品味流连那样的审美效果。就是到了谢灵运那里,也还是说“意实言表,而书不尽”,“但患言不尽意,万不写一”(《山居赋序》),为文辞不能充分达意、不能曲折尽致地表达意象和美感而遗憾。他们还不曾意识到可以以少胜多,不曾意识到可以主动追求言已尽而意有余的艺术效应。那是唐宋以后的事了。陆机以至南朝,人们的审美理想是“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钟嵘《诗品序》),陆机的作品正体现了那样的追求。淋漓尽致、说尽说透,就是为了以强大的“风力”去打动读者。
  后谈谈陆机的骈文。
  骈文的形成、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自然的、渐进累积的过程。早在先秦时代,文章中就有骈偶成分,不过不占主要地位。东汉时对称、偶对之句渐多,文句趋短而整齐。魏晋时变本加厉,骈文遂逐渐形成。其中曹植、陆机的作品,占有重要地位,而陆机尤其具有代表性,可说是骈文形成时期的关键人物。这样说不单是因为他的作品,骈偶成分在诸种文体中都占了主要地位,比前人更工整,更是由于它们的语言艺术高卓,颇多脍炙人口的名篇,对后世影响巨大。这里仅就《豪士赋序》略予申说。
  《豪士赋》是齐王冏失败被杀之后写的。陆机在赋序里论说齐王冏失败的缘由,也寄托了自己的感慨。其主旨在于说明在政治斗争中,若庸常之人适逢机遇而执掌了大权,占据了高位,却没有自知之明,实在是极为危险的事,惨败是其必然的命运。文章也是细意多,层次多,回旋曲折多,使读者感到思想丰富而说理透辟。比如一开始并不开门见山,却先论立德与建功之不同。论立德是为了陪衬、对照建功,意在说明当时运来临、人事成熟的条件之下,即使庸才也可以侥幸立大功而居高位。看似泛泛而谈,其实已是影射齐王冏。文末论证已毕,却又宕开一层,即发表感慨:那样的庸人,原已处于名位的顶点。若能懂得功成身退的道理,超然引退,则巍巍乎洋洋乎,不但可以享有至高的快乐,获得欲望的满足,而且能够名垂青史,却偏偏背道而驰,实在令人感叹!这样,文章便摇曳生姿,更耐人寻味和凭吊。文中又颇有含意深长的警句。“夫我之自我,智士犹婴其累;物之相物,昆虫皆有此情”。“且好荣恶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犹且不免”。都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所谓“识人情之大方”,很能发人深省。“广树恩不足以敌怨,勤兴利不足以补害”,对于齐王冏那样贪恋权势、作威作福的人而言,更不啻是一帖清凉剂,正如何焯所说,乃是“惊心动魄之言”。这当然缘于作者对于所讨论的议题思之甚熟,有自己的心得。陆机的作品往往因说理深透精警而耐人咀嚼,《豪士赋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骈文讲究对偶、用典,似乎是一种束缚;多用四六短句,似不便于表达复杂的意思。但是在陆机那里,那些都不成其为束缚和局限。他的诀窍,是善于将多个短句组合成为大句,照样可以随心自如地表情达意。即以《豪士赋序》而言,全篇几乎都是偶句,但绝不敷衍堆砌,句各有意,并不相犯,故读来觉得意思充实而文势紧凑。虽以四字、六字句为主,但句子的结构和搭配都有变化,又适当地运用五字、七字、八字、九字,亦间有散句,偶用虚词,使得全文调式多样,绝不呆板,而且使人感到其句式语调乃随意义、情感而变化,水到渠成,恰到好处。我们读来,觉得声韵铿锵,音情顿挫,开合回旋而又气势贯穿,实在不能不钦佩作者运用文辞功夫之深湛。
  陆机在初唐以前,被视为一流的大作家,地位十分崇高。中唐以后,见于称述者渐少,宋明时代,批评的声音日多。这与诗文的发展、欣赏趣味的变化,特别是所谓“古文”的盛行有很大的关系。但其大家地位,终究不能掩没。降及近现代,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对陆机的骈文反复称述,评价甚高,谓其“风韵饶多,华而不涩”。钱锺书先生《上家大人论骈文流变书》亦称其“搜对索耦,竟体完善,使典引经,莫不工妙,驰骋往来,色鲜词畅,调谐音协”,认为骈俪之体,“于机而大成矣”。而今日论陆机者,似大的注意力集中于《文赋》一篇,也只是从文学理论批评史的角度着眼,而较少关心其写作艺术。我们认为,无论从欣赏还是学术研究的角度,这位为我们民族的文学语言做出重要贡献的作家,其作品应该得到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和探讨。而由于时代的隔阂,今人阅读《陆机集》会感到比较艰难。本书即试图在提供一个较可靠的文本的基础上,对其作品加以笺注,力求准确、深入。然而限于学识,不当以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衷心期待读者、研究者给以批评指正。
  (本文为《陆机集校笺》前言,本报刊出时经作者删节)
  (《陆机集校笺》(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平装128.00元,精装158.00元)


  

(来源:古籍新书报 2018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