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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輶纪行校笺》出版 发布时间:2018-2-2 10:27:41   作者:刘建丽  

  姚莹( 1785—1853 年),字石甫,号明叔,晚号展和,又称幸翁,安徽桐城人。姚莹系古文家姚鼐侄孙,师从伯祖姚鼐,学业有承,素研经史,雅好翰墨,不好经生文章,务通大意,见诸施行。
  嘉庆十三年(1808)姚莹中进士,步入仕途。后曾任台湾道。二十一年秋(1841),英兵两犯鸡笼海口,第二年,又犯大安港。莹设方略,与总兵达洪阿督兵击溃英兵,大有斩获,俘获英人189名,收复前失宁波、厦门炮械甚多。因鸡笼、大安之捷,以功加二品衔。致使总督怡良心生不平,莹以妄杀敌俘被劾,逮问,入狱六日。宣宗心知姚莹台湾功,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特旨莹以同知直隶州知州发往四川效用。时逢藏属之乍雅地区,有两呼图克图相争,而“蜀中旧例,有大不韪者,则罚以藏差”,于是四川总督宝兴即命姚莹前往平息纠纷。
  清道光甲辰(二十四年)、乙巳(二十五年)、丙午(二十六年)间,即1844 至1846 年间,姚莹至蜀中两次差赴康藏之乍雅(一作乍丫,即察雅,今西藏察雅县东)及察木多(今西藏昌都市)抚谕番僧,行程一万余里,历时一年零三个月,途中经荒山野岭、冰谷雪原,备尝艰辛,在困顿颠连的流离征途中,逐日记述沿途见闻,并据此整理、增补成以介绍边疆史地与敌情外事为主要内容的《康輶纪行》一书。《康輶纪行》初稿撰成于道光二十六年( 1846),原名“康卫纪行”,共十二卷。姚莹谓此稿系“逐日杂记,本非著书,故卷帙粗分,更不区其门类。既以日久,所积遂多,有一类前后互见者,有一事前后记载不同者,殊不便检寻”。虽觉很不满意,但因自藏回川后未久,即被任命为蓬州知州,一时竟无暇修改。道光二十八年( 1848)夏,姚莹借口生病,辞去官职,返回桐城故里后,才有时间对是书重新加以整理,“乃列其条目于卷首,复于本条各注其目,俾易考焉”。并将搜集与绘制的地图共十一种附以图说,列为末卷,将全书厘为十六卷刊行,由同邑后学叶棠校对并作跋。《康輶纪行》前十五卷,系二次入藏沿途所见所闻所思之札记,末卷为地图与图说。咸丰皇帝即位后,为姚莹平反昭雪,重新起用为湖北盐法道,擢任广西按察使,旋于咸丰二年(1853)十二月病逝。未几,太平军攻占桐城,康輶纪行书版被毁。同治六年(1867),由姚莹次子浚昌重刊,内侄方复恒校对并作序。
  康輶纪行在体裁上采用逐日杂记形式,不分门类。其主要内容,正如其在自叙中所言:“大约所记六端: 一、 乍雅使事始末;二、 剌麻及诸异教源流;三、 外夷山川形势风土;四、 入藏诸路道里远近;五、 泛论古今学术事实;六、 沿途感触杂撰诗文。”
  是书记载了从不同地区进入西藏的道路里程,并对沿途里程、站驿、要隘、桥梁以及当地人民的衣食住行及丧葬、节日等习俗,更是记载的详细而生动,显示了藏文化的原生态及其丰富多彩的内容。
  书中所载丰富的政治、经济资料,尤为珍贵。详细记载了清朝对藏区实施的民族政策及管辖措施。
  书中所载经济资料,尤其是有关藏医药、罂粟花的种植、贩烟通道、茶制作与包装、青稞酒的酿造等资料尤为丰富、珍贵。
  身处19世纪初期的姚莹,任职台湾时,抵抗西方列强的骚扰与侵犯的经历,使他具有了未雨绸缪的危机意识,较早地意识到夷患。是书重点介绍了英、法、俄等西方国家的情况。姚莹主张睁眼看世界,与林则徐、魏源相呼应,从而促进近代初期睁眼看世界进步思潮的形成与发展。他尽其所能地对世界地理知识进行了研究与介绍,其书末所附中外四海地图,是对现存各图予以研究。这充分表达了姚莹的满腔爱国热忱,体现了一位爱国者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注。
  姚莹奉命赴藏,虽然是一项艰苦的差遣,但其欣然奉使的乐观豁达心态,成为他克服艰难困苦的精神力量,这对久在宦海中浮沉,备尝仕途险恶的姚莹来说,却也是一种暂时的解脱。使其思想从禁锢中暂时得以解放,路途中的艰苦,沿途见闻,皆成为其抒发情感的最佳素材。姚莹学识渊博,文史典籍,哲理宗教,文艺书绘,无不精通,书中杂论,占了相当比重。途中所著诸多杂论,情感真实,文情并茂,论辩精卓,议论风生,绝无造作矫揉之弊。而一些考证文章,则有理有据,考窍明审,咸得要领。总之,康輶纪行虽然属杂记之类著作,且存在史料疏误等不足,但瑕不掩瑜。所载内容丰富,蕴涵天文、地理、文学、哲学、宗教、历史、民族等诸多学科方面的资料,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康輶纪行》一书价值突出,但疏误与不足也很明显。遗憾的是,过去我们的研究只注意其所载内容,但对存在的疏误未作深入细致的探究。
  姚莹学识渊博,博览群书,对天文、地理、文史、哲学、宗教,无不涉猎,但因康輶纪行系赴藏途中撰写的行记,且因“行笥少书,惟携图说数种,未能博证”,诸多资料皆为信手拈来,搜集与排比材料时,十分随意,且引用文献典籍近百种,这就使得此书史料上的疏误几乎随处可见。如对史料应用,缺乏严谨,有的只是对史料的节选略选,甚至仅凭记忆引用,出现明显错误。引用文献笼统而不明确,只引书名,不标明卷数、子目名,如《四川通志》有雍正与嘉庆二种版本,即所谓旧《通志》与重修《四川通志》,其引用时不加分辨注明。甚至采用二手资料,张冠李戴,将《文献通考》与《通典》资料混用,总之,疏误不少,这里不再赘述。
  本次校勘是以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康輶纪行》为底本,以同治六年《中复堂全集》所载十六卷《康輶纪行》、“笔记小说大观”、“丛书集成三编”、“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刻”等其他版本为参校本。校勘的原则是底本不误,他本误者一般不出校。因选择的底本较好,因此单纯校勘的文字并不多。本书校勘主要是针对底本一些明显错字,据别本或文献校改,并说明依据。笺注的内容,主要是探索材料的出处,纠正史料的错误,并对某些所引史料或文中涉及内容作些许补充。是书采用270 余种文献资料将书中所涉及史料,均与原文献史料校核,对于书中出现的疏误,均以笺注形式予以说明。作校笺时,遵循姚莹原书风格,不改动原文,只是在需校笺处,加方括号〔〕,写明数字,校笺置于每子目之后。改正符号主要用圆括号()和方括号[],将脱、讹、衍、倒写在圆括号内,用方括号写入改正或增补的字。为了便于阅读,不将校勘与笺证分开,而是两者混置于正文之后。
  康輶纪行的诸多版本,每卷各篇目皆置于文末,为适应读者的阅读习惯及便于检索,是书将篇目皆移置于各篇之前;校笺皆置于每篇目正文之后,而不总置于每卷之后;个别正文太长且校笺多,为了避免校笺过于集中,将过长的正文析分,再将校笺附后。书末附参考书目。
  (《康輶纪行校笺》(全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7 月出版,定价: 128.00 元)
 

(来源:古籍新书报 201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