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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整理可包括辨明其非 发布时间:2017-12-4 11:18:55   作者:(顾农)  

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17-12/02/c_129753429.htm

  古籍整理的成果,书名多有用“校释”二字者,无非是对原书进行校勘,就其中提到典籍和典故提供必要的引文,以省读者翻检之劳,以及对原文难懂或有疑问的地方作出解释。这是常见的办法。古籍整理的任务本来就在于提供准确可靠的古籍文本,并帮助读者来阅读它。

  新近面世的《嬾真子录校释》(崔文印校释,“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之一)大体也是如此,但颇多新意,向前走了一大步。此书非常注重对马永卿原书的不到之处加以补充和订正,也就是说不仅提供准确可靠的文本,还指出其中的是非。以前在一般情况下,整理者对原书中的失误以及可疑之处往往存而不论,或完全不谈,或以“疑作者另有所据”“未详”“待考”一类话头含糊过去。整理就是整理,那些问题留待研究者去讨论解决吧。

  再往前走就是把整理和研究结合起来。崔文印先生在本书代前言中提到四条他的用力之处:

  (一)凡本书所涉历史文献,为一一注明其出处。

  (二)凡本书所涉文献有误,皆一一指出。

  (三)凡本书所论有误者,皆一一辨明其非。

  (四)凡本书论及又未能举其全的文献,校释择要而补之。

  这里的(一)(二)(四)都还是文献范围之内的事情,或如作者之谦称,干的是“史源学实习”的活儿;至于其(三)则有重要突破,因为这里已经不限于“探寻记载性史料正确与否”,已进一步挺身而出“辨明其非”,提出新论以订正原书所论之误了。与原书作者讨论“议论正确与否”,这样一来就大大增加了整理本的学术含量,必然会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有益于读者,至少也将以很强的力度引起读者的深入思考。

  这样将研究更多地引入整理,虽然还是紧紧围绕文本来进行的,但已经令人耳目一新,头脑亦为之激活。我在拜读《嬾真子录校释》时,即特别注意该书在这个第三条方面的劳作,颇获教益和启发,偶尔也有些疑义,兹略举四例琐列于下,聊为谈助,并请各位同道批评指正。

  卷二《餳字出于六经及楚辞》条说“唐人欲作寒食诗,欲押餳字,以无出处,遂不用”(第82页)。崔氏校释引《野客丛书》卷七《二书中言餳字》条,谓唐诗中未尝不用“餳”字。(第82页)

  顾农按,崔说甚是。凡说古事,言“有”易,说“无”不易,盖只需举出一例,就是“有”了。慎之慎之。

  卷四《晋史托名御撰》条说:“晋史乃唐时文士所为,但托之御撰耳。”“臣下之文,驾其名于人主,已为失矣,而人主傲然受之而不辞,两胥失矣。”(第150页)崔先生的释文指出唐修《晋书》中有太宗皇帝亲自撰写的四篇论赞,然则“其书并非‘驾名’,但有尊君之意则是毋庸置疑的”(第151页)。

  顾农按,崔说甚是。唐太宗可以说是《晋书》的作者之一。将全书说成御撰现在看去并不太恰当,但古代的臣下非尊君不可,而凡有好事“人主傲然受之”,亦属理所当然。这一类的事古代多了去了,有谁敢说什么不是。

  卷四《春秋五传》条云:

  《孝经序》云:“鲁史《春秋》,学开五传。”韩退之云:“春秋五传束高阁。”然今独有三家。今按《前汉艺文志序》云:“《春秋》分为五。”注云:“《左氏》、《公羊氏》、《榖梁氏》、《邹氏》、《夹氏》。”而《邹氏》、《夹氏》有录无书。乃知二氏得有名耳。《王阳传》称“能为《邹氏春秋》”何也?岂非至后汉之初,此书亦亡乎?故曰“有录无书”。《前汉》“邹”、“驺”同音通用。(第176页)

  崔先生的释文写道:

  按所谓王阳叫王吉,字子阳,只因他与贡禹为友,故世称“王阳在位,贡禹弹冠”,以“言其取舍同也”。这里称“王阳传”,实属不伦。《王吉传》在《汉书》卷七二云:“吉兼通《五经》,能为《驺氏春秋》。”(第176页)

  顾农按,古人行文比较通脱,以“王阳传”三个字指称《汉书·王吉传》也算普通,现在先给这三个字加上书名号,然后再斥之为不伦,未免措辞过严。似可将原文中“《王阳传》”之书名号弃去不用,释文中的“这里称‘王阳传’,实属不伦。”一句删去。此案从轻发落。

  卷五《庄疏可笑》条说起《庄子·徐无鬼》中讲相马的几句话:“直者中绳,曲者中钩,圆者中规,方者中矩”,而成玄英的《疏》“以直为马齿,曲为马颈,方为马头,圆为马眼”。马永卿对这种解说大不以为然,批评说“世间岂有四方马头乎?故可以一大笑”(详见第217页)。

  崔先生的释文写道:

  按所引皆为《徐无鬼篇》成玄英疏。原文:“吾相马,直者中绳(成云:谓马前齿),曲者中钩(成云:谓马项),方者中矩(成云:谓马头),圆者中规(成云:谓马眼),是国马也,而未若天下马也。”《经典释文》又引司马彪云:“直谓马齿,曲谓背上,方谓头,圆谓目。”虽关于“曲”的解释与成玄英有项、背之不同,但关于“方”指马头则是一致的。方者,指其头方正也。正如说人方面大耳,岂云面为四方乎?马氏如此机械解书,实可“一大笑”也。(第218页)

  顾农按,关于《徐无鬼篇》中说起的相马术,马永卿认为所谓直、曲、方、圆都是指“马步骤回旋中规矩”,走起来听从指挥,像模像样,这固然是比较高的水平,但还不是最好的,比“国马”更高一档的“天下马”则“有成材,若卹若失,若丧其一,若是者超轶绝尘,不知其所”(大意说,“天下马”有天生的材质,其神态安静而奔逸,好像忘记了自己的存在,奔驰起来绝尘而去,不知所终)。所以他根本不同意成玄英(以及司马彪)把直、曲、方、圆看成是对马身有关部位之形状的描写。“世间岂有四方马头乎?”是一句半开玩笑的话,用来讽刺成玄英疏解释原书的方向完全不对,可发一大笑。

  现在如果要来批评马永卿,那就得指出以直、曲、方、圆指国马之“步骤回旋”的状态是错误的,仍应指它的齿、项(或背)、头、眼的形状——这才能针锋相对,克敌制胜。现在仅仅说“正如说人方面大耳,岂云面为四方乎?”则看似雄辩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马永卿如果有错误,当远不在“机械解书”也。

  以下试用崔先生的办法以诤友的姿态尚友古人,也来辨明原书之误。请举一处为例,以附骥尾。卷三《陶潜五子异母》条云:

  五柳《与子俨等疏》云:“汝等虽不同生”,又云“况同父之人”,则知五子非一母。或云,以五柳之清高,恐无庶出,但前后嫡母耳。仆以《责子》诗考之,正自不然。诗云:“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且雍、端二子,皆年十三,则其庶出可知也已。噫!先生清德如此,而乃有如夫人,亦可一笑。(第101页)

  在此条下,崔氏校释先行引出《与子俨等疏》全文,后又引袁文《瓮牖闲评》卷三中的一则,他的结论是“渊明有如夫人无疑也”。

  顾农按,马氏此说似颇有质疑订正的余地。陶渊明有两个儿子出生于同一年,固然可能中有“庶出”者(如夫人即妾生的),但尚难断言,因为事情也可能是其妻年头生一个(阿雍),年尾又生了一个(阿端)。又一种可能是这两个小子是双胞胎。要之陶渊明有如夫人一事,单凭两个儿子同岁还无从推定确认,他家的详细情形现在其实无从知道,亦不必深究。即使陶渊明有如夫人,亦无所谓可笑。对陶渊明或文学史上别的大作家在“清德”方面的要求应视同普通人,不必过高。先举上祭坛再猛加批评,那又何苦。(顾农)

(来源: 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