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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人已逝 风范犹存——忆良师陶敏先生 发布时间:2017-10-31 13:36:09   作者:王友胜  

  陶敏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四年多了。在这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他的音容笑貌,他给予我的教诲,他与我之间经历的桩桩往事,不时闪现在我的脑海,令我难忘,催我奋进。

  首次见到陶先生是在1993年秋天。那年11 月3 至8 日,全国咏史诗暨胡曾学术研讨会在湖南邵阳市召开。我受约前往与会,车至湘潭站,恰遇湘潭师范学院的陶敏先生。陶先生瘦小个子,很精干,话不多,烟瘾大,这是我当时对他的最初印象。会务组安排我俩住一个房间,也许有共同话题,我们每晚都谈至凌晨方才入睡。记得他说得最多的是有关唐代诗人事迹考证、诗题人名考证、《全唐诗》存在的疏漏及重新整理等问题,印象最深的是他说《全唐诗》中重出的诗有三千余首、误收非唐人诗八百余首,可辑佚者当在八千首以上。我过去一直奉清康熙间御编的《全唐诗》为金科玉律,哪知还有这么多错讹,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启示,对古代文献,甚至是流传广、影响大的经典引证一定要谨慎从事。关于唐代诗人事迹及人名考证,他讲得最多的是1988年早已完成、当时尚未出版的《全唐诗人名考证》编写出版前后不为人知的甘苦,特别提到本来江苏一学者要求与陶先生合作,后因一些不便提及的原因无果而终,只好另起炉灶,以一人之力独撰,卡片做了几抽屉,煌煌120余万字,先用繁体字抄写,换了出版社后又要压缩字数,改用简体,当时不是电脑写作,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也许是关于这本书背后的故事知道得太多,《考证》1996年出版后,我曾撰写书评,发表于《中国文学研究》。我则向陶先生汇报个人自1989年在安徽大学读研究生以来几年中的科研工作,重点讲了硕士论文选题“李白的游仙诗”及几篇已经发表的论文的大致内容,其真实想法是希望得到前辈学者的认可与鼓励,可得来的却是善意的批评。陶先生说,你这样东一榔头、西一榔头地做学问,一辈子也搞不出名堂来,古代文学的研究内容浩如烟海,人的精力有限,应该在一段时间内,集中研究某个学术问题,才能在该领域内有发言权。第二年3 月10日给我的来函又说:“你笔耕甚勤,收获亦多,所望者能于某一领域锲而不舍,方可大成。”这对我又是当头一棒,其教训之深不言自明。

  陶敏先生1992年获教授职称,以54岁的年龄获此“殊荣”,即使在当时也并不算太早,这与他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有关。陶先生1938年12月出生于湖南长沙县一个教师家庭,1955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57年整风“反右”中,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开除团籍,安排到学校修缮组劳动两年,1959年9月毕业后被分配至位于大连的原辽宁师范学院农场喂猪、养鸭。1960年10月该校为其摘帽后,仍留农场,1961年4月学校为换回农业机械,将他交换给位于四平的省农业机械厂。除“文革”中在农村插队落户劳动三年外,陶先生在这家工厂工作前后长达14 年。1978年9月调原湘潭师专外语科(1983年2月转中文科)任教。也就是在这次谈话中,陶先生对我说到了他宏大的研究计划与团队建设打算,还说到1978年去武汉大学调查档案时,路遇同学受到冷落,联系湘潭另一高校时不被接受。我感觉到陶先生是一个有傲气、骨气、志气的人。他评上教授后,婉拒了好友郁贤皓教授欲调他去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工作的美意,立志要在湘潭师范学院开创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学校很快为他成立了古文献研究室,编制四人,划拨专款,独立工作,业务挂靠中文系。我当时在原常德师专中文系执教唐宋文学,加上这次给他勤学好问的印象,他对我说起了急需引进学术助手的打算,言谈之间流露出欲将我调到他主持的研究室的想法。

  就在这次会议上,我也认识了著名词学研究专家、湘潭大学刘庆云教授。她也表示可以引进我至湘大工作,会后还安排了试讲,我讲授的是李商隐诗歌,接待我的是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张桂喜兄,安排我与同去的拙荆免费住宿松涛山庄。为了表示对陶先生的尊重,得到他的理解,试讲后第二天即专程到他府上拜谢,这也是我第一次到他家。学校分配给他当时最好的房子,80平米,三室一厅,女儿已成家别住,母亲住一间,爱人的卧室兼佛堂一间,书房一间,他只好将狭长的客厅隔断,后半部分用作自己的卧房。陶先生在四壁满是书籍的书房接待了我们,当我说明来意,清楚地记得他好长时间没有说话,面有愠色,烟灰已有一大截,掉到了地板上。陶先生的这一细节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深受感动,好在后来湘潭大学给拙荆的工作安排不太如意,我们选择了湘潭师范学院。迄今我在这所学校工作已接近二十三年。

  工作调动的事陶先生也没少操心。来之前的1994年5月,就要求学校评定了我的讲师职称,8月来时,安排系里老师为我搬运家具,还借来工具亲自帮我维修水龙头。更让我难忘的是,当时快56岁的他还骑着自行车驮着我到处跑人事关系,为了报销我们全家交给市里的城市增容费2000元,不惜与校方主要负责人发生争执。点点滴滴,知遇之恩,无以用言语表达。

  来校后,我的编制在古文献研究室,只承担了少量校内写作课与校外的中文函授课。陶先生安排我负责研究室的日常工作,如会务筹备、来访接待、图书采购与登记报账等。学业上要求我与研究室的另一青年老师旁听他给本科生开设的古文献选修课,鼓励我努力备战,迎考博士,介绍我参加李白研讨会,还动员我积极申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我2000年能很早地获得此项目资助,与当时在申报书填写时受到的训练是分不开的。

  我1996年3月去复旦大学读博士前在古文献研究室工作的一年半时间里,在学术上接受陶先生指导,得到训练最主要的工作是与其合作,完成上海古籍出版社邀约的《韦应物集校注》一书的整理。该书设校、注、评三栏。具体分工则是由我(拙荆彭文静也曾代劳)将北京图书馆藏南宋刻书棚本《韦苏州集》十卷(含拾遗一卷)的影印件逐句裁剪,贴在古文献研究室定制的专用文稿纸上,留出空白处,再由陶先生进行文字校勘;注释全部由我负责初稿,陶先生再作删改、增补;集评主要由陶先生迻录自刘辰翁评点本等书,我后来在上海又作了不少增补;前言由我负责撰写,附录部分除总评由我负责外,其余《集外诗文》、《传记资料》、《序跋》、《著录》及《简谱》由陶先生独立完成。我的注释工作在湘潭时已经完成,辑评、前言及部分清样的文字校对,则在上海读书时才蒇事。这项工作当时充分利用了复旦大学图书馆与位于长乐路的上海图书馆古籍部的馆藏,那段时间天天跑上图,中午啃馒头,闭馆乃返,其辛苦可想而知,对清代考史大师王鸣盛所谓“予任其劳而使人受其逸,予居其难而使人乐其易”这句话,感受殊深。前此,我只做过诗歌的注释工作,对从事古籍整理并不在行,经过此事,我对这项学术工作有了初步体会,才有后来与人合作完成《李贺集》(校注汇评),独立完成《苏诗补注》(上中下)、《纳兰词注》等古籍整理工作。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陈尚君先生于《〈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出版百种感言》中评价说:“承担《韦应物集校注》的王友胜(与陶敏合作),承担《韦庄集笺注》的聂安福,接受选题时都还不满四十岁,他们的工作都完成得很圆满。”该书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中的一种,1998年12月出版,并于1999年获第二届全国古籍整理图书奖二等奖、湖南省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责任编辑丁如明也由此获得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奖一等奖。我1998年破格晋升副教授后,2000年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再次破格晋升教授职称,除了个人独著的《苏诗研究史稿》及相关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权威期刊论文外,这本书及由此获得的科研奖励,是帮了大忙的。

  陶先生治学非常严谨,旧学功底扎实,读书心细如发,记忆能力超人,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唐诗》二十五册,为了考证唐诗人名与人物事迹,他不知读了多少遍,每次阅读都会有新发现。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温故知新说》尝云:“温故而不能知新者,其病也庸;不温故而知新者,其病也妄。”诚然。每次去他的书房,除了布置任务外,总要拿出一本书或一本期刊,给我讲哪里哪里有问题,说到激愤处,对一些证据不足、草率武断的考证文章不以为然。他教育我读书要细心,立论要从实处着手,还特别要我对当时三篇(部)论著发表批评,除刊登在北京大学《唐研究》上一文合署作者外,其他两篇文章均以我的名义发表,其实主要的材料及核心论点都是陶先生给我提供的。

  唐代武平一著《景龙文馆记》、韦述著《集贤注记》,以亲历者的身份回忆当时情事,对探讨唐代文馆制度、考察当时人事有重要参考价值。前书已经亡佚,后书虽有民国朱倓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日人池田温的辑校之作,然亦多疏漏。为此,陶先生从20世纪末本世纪初辑复二书,在撰《景龙文馆记考》时,我曾为他在复旦大学图书馆代为复印资料;2015年,中华书局将陶先生辑校的遗著《景龙文馆记 集贤注记》列入《中国文学研究典籍丛刊》出版,按例要两份专家推荐书,编辑部马婧女史将这一光荣任务交给我与李德辉兄。我乐于忝充“专家”,写了近两千字的出版推荐书。陶先生若地下有灵,肯定又会笑我的浅薄无知了。

  20世纪九十年代初,以苏州大学、河南大学为基地,成立了《全唐五代诗》编辑委员会。陶先生参与其役,被聘为《全唐五代诗》常务编委。他安排我负责整理晚唐诗僧贯休的《禅月集》,随即交给我明虞山毛氏汲古阁刊《禅月集》、《全唐五代诗》样稿、《全唐五代诗》资料索引卡、《全唐五代诗》互现诗处理意见表、存目诗表等。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此事长期搁浅,后来我也忙于其他课题项目,故迄今也没有完成陶先生交待的这一任务。每一念此,不禁惶然。2012 年,《中国文化研究》编辑部曾广开教授打电话给我,要我以访谈的形式,介绍陶先生的学术成就、研究方法与学术精神,发表在该刊“名家访谈”栏目。陶先生当时已经病重,经过了多次手术与化疗,在与病魔作斗争。我自然不便打扰,这也成了一项学生永远无法弥补的作业。

  陶先生应该也有他的遗憾。湘潭师范学院没有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点时,只好与湘潭大学联合培养。1998年陶先生招了一名研究生,在湘潭师范学院上专业课。我也给这位研究生开设了一门选修课,但毕业文凭得由对方发。2001 年有了硕士学位授予权后,他立即安排我到安徽师范大学、河南大学考察调研,了解研究生课程设置与培养情况。2002 年学校首次招生,他终于有了开门弟子,2003 年又招了一名,可学生还没毕业,他却不得不于2004 年初退休。我与另一老师接管了他尚未毕业的学生,硕士点也由我接替负责迄今。陶先生钟爱学术,退而不休,2005 年受聘为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客座教授,继续他酷爱的科研工作,病逝前还在整理他未完成的几部书稿,其中《元和姓纂新校新证》仅写作过半。战士死于沙场,教师终于讲席,陶先生印证了国学大师梁启超的人生格言。

  陶敏先生早年历经政治磨难后,中晚年在学术上奋斗了大半辈子。他曾在《我的人生之路》中总结说:“如果说我的第一个二十年是懵懵懂懂,第二个二十年是战战兢兢的话,第三个二十年就可以说是辛辛苦苦了。”他以惊人的毅力勤勉治学,做出了超迈前修、启发来者的成绩,可谓著述等身,在学界享有极高口碑。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评价说:“他对唐代基本文献的解读甄辨,是岑仲勉以后成就最高的学者。”我在他身边学习、工作了将近二十年。他给予我的教诲、帮助与鼓励,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我终生享用不尽。

  (本文作者系湖南科技大学教授)

(来源:古籍新书报 201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