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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陶瓷在英国(1560—1960) 发布时间:2017-8-7 11:21:43   作者:毕宗陶  

  陶瓷在中国的生产已经有一万一千多年的历史了,许多本世纪还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流行的陶瓷要么是中国发明的,要么很久以前在那里制造。从中国陶瓷全球分布和消费的角度讲,最重要的品种是瓷器,这种物质在中国的生产已经有一千五百多年了。瓷器在中国用作饮食器皿、祭祀、展示以及其他用途,同时它广泛使用于中国以外的众多的文化和场所。瓷器无处不在,事实上,所有精致的白色中国陶瓷在口语中统称为 “瓷器”(china)。

  这个统称在历史上大量使用中国瓷器的世界文化中很早就被使用。英国在16世纪才初次接触到中国瓷器,这种物质从此对英国文化和社会产生了显著且绵延至今的影响。它与英国的饮茶文化、精致餐具、室内装饰甚至专业收藏的发展密切相关。中国陶瓷超过其他任何类别的中国物品,在英国独一无二地流行着,以至于中国以外的唯一一座中国陶瓷博物馆也坐落于此。这座博物馆—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Chinese Art)建成于1950 年,代表了过去四百多年间英国在与中国陶瓷往来的极致成就。

  英国同中国在物质文化方面的关系也是两国贸易和外交关系的体现。英国消费中国瓷器与中国各类商品的贸易史并行,从茶到纺织品,直至瓷器。英国长期与中国的物质文化和作为政治与地理统一实体的中国接触,由此英国成为展现外国物质文化对本国消费模式与行为影响的一个鲜明生动的范例。中国瓷器在英国从古至今都用于饮食器皿、建筑装饰和作为收藏对象,不同时期使用的不同种类瓷器代表了品位方面清晰的变化,这种变化经常受到英中政治经济关系的影响。因为饮茶需要新容器,海洋贸易因此是一种早期重要的影响。这种贸易与之造成的英国金融失衡触发了英国对中国的战争。英国士兵们把从中国皇宫中掠夺来的物品带回国,于是使英国市场陈列了一种新型的中国瓷器。瓷器甚至成为影响19世纪英国艺术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时社会推崇青花瓷的时尚,把诸如画家惠斯勒(J.M.Whistler,(接上期)(二)古代赋学批评“与诗画境”,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当在清代乾嘉时期,以第一部赋话(浦铣的《历代赋话》)的出现为标志。此前的赋论,大多散见于史传、序跋、笔记、诗话、文话和选本评点之中,并没有完全的自立意识,即使是元代祝尧的《古赋辨体》,也还是以赋选的形式和面貌出现的。而考察古代赋学的批评形式,和诗话、文话一样,形态各异,学者对赋论的分类也多有不同。程章灿先生在《辞赋批评:思的框架与史的脉络—以六朝赋话为中心》即提出需要注意五个方面的来源:( 一)专论和附论,(二)赋序,(三)笺注,(四)史传,(五)笔记小说与其他子书。在《历代赋汇》(凤凰出版社,2004 年)序言中则又细化为别集、总集、诗文话、赋话、史传、书目、诸子、笔记、类书、出土文献等十类;冷卫国在《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的对象与分期》一文中则认为,赋论数据可能来自史传、文学批评专论、子书、类书、笔记、书信、赋序、赋作正文、诏书、奏议、诗歌、批注、碑文、字书、佛教典籍等十五个方面。游适宏在《由拒唐到学唐—元明清赋论趋向之考察》的绪论中则把赋论数据分为三大类别:(甲)赋学专门著作,包括赋学专论、赋选、赋话、赋格、赋篇序跋、论赋的文学作品、赋篇评点等;(乙)其他文学著作,包括综合文论中论赋部分、诗文话中论赋部分、文学选集、辨体文选等;(丙)其他,包括史著中涉及赋学者、子书中涉及赋学者、类书等。詹杭伦在《清代赋论研究》则按照其在赋文献中的不同存在方式分成八类:单篇赋论文章、诗话文话中的赋话、类书中的赋论赋话、赋话赋格专书、以赋论赋的作品、赋1834—1903)等一批新兴的有影响力的藏家引荐到社会舞台。这些藏品形成了第一波收藏热,而不是作为日常使用,中国瓷器随着20世纪专业瓷器博物馆的建立达到顶峰。

  斐西瓦尔 · 大维德(Percival David)是这座博物馆的创始人,他在英国的中国瓷器史上的重要性还未得到公认。在中国艺术领域,大维德是位知名人物,他以中国陶瓷和中国善本的鉴赏家身份而著名。大维德总体上被视作一位精通中国陶瓷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家,而不是一位陶瓷收藏家,因此他没有参与到悠久的英国陶瓷收藏传统,其中的原因后文会解释。大维德当然还收藏绘画和其他种类的中国艺术品,但他的焦点在陶瓷,他第一笔购进的藏品即瓷器。后来,他在英格兰南部沿海城市霍夫(Hove)的一位亲戚家中看到中国瓷器,进一步激发了他收藏陶瓷的兴趣(见第四章)。不管怎样,他是英国唯一建立博物馆的陶瓷收藏家,他对陶瓷的专注开始于1912年从印度回英定居之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他的博物馆在英国并不广为人知,但他的收藏品已经成为世界上中国艺术的收藏家和交易商的参照物,博物馆的馆藏由此在更广泛的中国艺术圈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在英国本土尚未被知晓。出现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在于两种似乎不同领域的陶瓷的分离:一种是众所周知的专供出口海外而非中国国内消费的“中国外销瓷”;另一种为“中国趣味陶瓷”,诸如大维德收藏的那些意在体现中国皇家趣味的陶瓷。无论如何,这两种领域的陶瓷应更紧密相联,因为它们都是英国消费中国陶瓷漫长历史的产物。还有一种错误观念认为“中国趣味陶瓷”不像外销瓷那样批量生产,但事实并非如此。除个别例选序跋凡例作法评点、书目提要以及其他学术专著中的赋论等。总括起来,可以约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一是颇见体系性和理论性的赋论专著的出现,这当然可以祝尧的《古赋辨体》为标志,虽然祝氏依然采取的是赋选结合赋论的形式,但把每卷前面的赋论集合起来,显然构成一部简明的赋史和赋学论断,且具有明确的体类意识。此后清代浦铣的《历代赋话》、《复小斋赋话》,李调元的《赋话》,林联桂的《见星庐赋话》,余丙照的《赋学指南》等,体裁严整,已初具规模;二是受到诗话、词话等形式的影响,具有随笔、说部性质的赋学著作,这类著作,多是随口而发,内容博泛丛杂,多记载一些佚闻趣事,如孙奎的《春晖园赋苑卮言》和一些笔记中的赋论即是,大都漫笔而成,于理论性和体系性有所不足;三是辑纂历代赋论之作,述而不作,如各种类书,即是把前代有关赋的评述和判断杂辑起来,不加任何按语,如《太平御览》、《古今图书集成》、《渊鉴类函》等即是;四是有评点的辞赋选本。赋集之选始于魏晋以后,唐宋沿承,元明清三代洋洋大观,汗牛充栋,成为赋学批评的最为重要的形式。尤其是清代更是如此,几乎重要的赋选均有赋家的品评,或三言两语,或长篇大论,于细微处见精神,往往于赋之结构、赋学风格和用词用语多有会心,颇多独到之见。以赋话、序跋和单篇赋论为主要载体的古代赋学,虽然形式上有凌乱芜杂之感,但其内涵却极其丰富,涵盖了赋源论、赋用论、赋体论、赋艺论和赏鉴论的多个层面。举其荦荦大端,主要有(一)赋源论,即赋的起源问题,有诗源说、骚源说、诸子说、隐语说和折衷说等。其中“诗源说”的影响至深至巨。“诗源说”缘于班固的“赋者,古诗之流”说,其后历代相沿,皇甫谧在《三都赋序》中说:“子夏序《诗》曰:一曰风,二子以外,世界各地视作艺术品收藏的中国陶瓷单品原先都在作坊里由无名工匠用流水线的方式制作而成。

  因此,虽然英国的中国陶瓷博物馆的确鲜为人知,但英国与中国以及中国事物打交道的悠久持续的历史,以及四百多年来对陶瓷投注的热情可以补偿这一缺憾。博物馆也可视作一位非常坚定(而富有)的收藏家寻求(为英国)建立一个新的探索领域的产物,同时也是为自身以及他的藏品留下的一份不朽遗产。

  为了考量中国瓷器在英国的重要性以及诸如大维德这样的收藏家在公共领域中力举这种物质所起的作用,把大维德的收藏置于英国的历史背景中显得尤为重要。收藏本身有历史,被收藏的陶瓷本身也有历史(这方面已经有诸多出版),它们被挑选出来代表中国的陶瓷发展,但也受支配于给它们不同身份的因素:大维德的品位、他的银行存款、市场供应,以及同其他收藏家之间的竞争。对瓷器这种物质和相关术语的熟悉也同样重要。“瓷器”这个词1900年之前在英国几乎专门被用来描述中国陶瓷。实际上,当我们审视从大约1900年以来的材质,“陶瓷”这个词更精确。因为那时其他类型的陶瓷例如炻器和陶器开始被英国擅用,中国的炻器从很久以前便受到赞赏,由此,英国社会对非瓷器类的消费可以部分归结于同期兴起的一种趣味,追求更“纯正”的面向中国人消费的瓷器。1900年之后,更早期的中国陶瓷在英国变得更容易获得,一些藏家开始专门收藏如宋代(960—1279)炻器或唐代(618—906)陶制明器之类的非瓷器类陶瓷。大维德既收藏瓷器,也收藏炻器,这些构成了他收藏的绝大部分,但是大维德的收藏作为整体仅限于1914年至1960年间,这在英国陶瓷收藏史上算是相当晚了。从编年史的角度,这本书将主要关注瓷器,但有时也会考虑到其他陶器。

  在英国,中国瓷器历史的许多方面已经在别处被讨论过,但这些研究从总体来说非常简略,而且局限于短期阶段或者个体消费者。所缺乏的是对自16世纪英国社会第一次接触中国瓷器以来历史的全面研究以及英国社会对这种物质消费的结果的考量,这些研究仍有待出版。中国瓷器在英国为何、如何以及在何种历史背景下被获取和收藏,将是朝此方向迈出的第一步。这本书将展示的一个观点,即在英国的中国瓷器收藏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英中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这些“事物”有助于定义英国人观念里的中国地位,既是“他国”,又是英国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了构建历史的来龙去脉,本书的结构有必要根据编年和专题的方式组织。本书启始于20世纪前英国与中国及中国瓷器打交道和该物质对英国文化的影响,接着讨论中国瓷器作为对收藏家而言的专业领域的发展,及与其相伴的20世纪上半叶相关文献的整体增长,展现了这些活动如何影响在英国的各类陶瓷收藏和中国陶瓷的公开展示。本书的最后部分审视中国陶瓷在英国的发展,在一位单枪匹马的、极有影响力的收藏家于20世纪50年代建立中国陶瓷博物馆这个公共机构的基础上,进入一个更加复杂的历史编纂学的研究领域。

  因此本书既不是关于中国陶瓷的生产和制作的历史,这一主题已经在别处进行了充分讨论,也不是直接描述在英国的中国瓷器的历史,虽然此类历史研究固然需要。然而本书所包含的信息一直以来是在英国历史背景下的中国瓷器研究所欠缺的。这类研究通常不是由汉学家或者研究中国本土瓷器(中国外销瓷的研究为数众多)的历史学家书写,因此本书将更精确详细地描述和讨论那些来到英国的瓷器。

  (《中国陶瓷在英国(1560—1960): 藏家、藏品与博物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 年2 月出版,定价: 58.00 元)

  

(来源:古籍新书报 201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