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籍整理出版成绩斐然

新中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从无到有，并逐渐形成目前这样全面规划、稳步发展的新局面，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的发布，强调指出了整理古籍的重要性、长期性及其深远影响,确定了古籍整理出版的重点和目标,指明了领导班子建设和人才培养的紧迫性、必要性。国家在财政还不宽裕的情况下,仍决定每年划拨古籍整理出版和人才培养的专项资金，有力地支持了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发展。由于方向明确,措施得力,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无论是新版古籍图书的品种、数量和学术水准,还是古籍整理出版队伍的建设,乃至图书馆界对古籍藏书的保护与开发利用,都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就。可以说,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的下发、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恢复工作以来的二十多年,是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飞速发展的一个崭新的阶段。

首先,新版古籍出版数量大幅度提升，并渐趋适度、稳定的态势。据《古籍图书目录》(1949-1991)的不完全统计,1982至1991年,全国共整理出版古籍图书近4300种(其中的丛书如《丛书集成》、《四部丛刊》等只作一种计),是此前32年古籍图书出版总量的1.9倍。最近几年,古籍图书的出版受到市场因素的制约,新版古籍的数量有所减少,但每年仍保持500种左右。粗略统计，截止2002年,新中国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总计已逾1万种，是现存传世古籍总量的近十分之一。近20年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占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物总量的80%,这个比例直接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古籍整理出版所取得的成绩。

其次,新版古籍的学术质量提高，体现一代学术水平的成果集中出版。1981年以后,国家每年都拨出专项经费用以支持古籍整理出版,再加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宏观调控作用,使得古籍出版的计划性、规范化和古籍整理图书的学术性有了很大的提高。大批重要古籍、重大项目得以整理出版,众多出土文献得以及时汇集问世。比如从1984年开始陆续出版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任继愈主编），全106册，囊括4100余种23000卷佛教经典，堪称古籍整理的大制作。又如1982年出版的《甲骨文合集》（郭沫若主编），是殷墟发现甲骨以来真正集海内外收集之大成的合集，它的编纂出版，标志着我国上古史和古文字学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又如1985年整理出版的《大唐西域记校注》，经过季羡林等学者费时数十年的校注，不仅使该书成为研究我国唐代社会史和中外交通史的重要史料，而且还被南亚诸国广泛用来弥补本国历史的空白。再如近几年陆续出版的《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全面地向世界推出的中国古籍整理和翻译的巨大文化工程，既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基础工程，也是对世界文化发展的重大贡献，意义深远重大。同时，《两汉全书》、《全唐五代诗》、《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戏曲》、《全明诗》、《全明文》、《清文海》的编纂或出版，表明除少数朝代外，自汉至明的历代诗文均可大致搜罗完备，清代则有了大型文章选本。而全新整理本《十三经注疏》的出版，则标志着目前对中华文化的基本资料库“十三经”的整理与研究已远远超过了清代阮刻旧本，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至于抢救性质的重大项目如《永乐大典》、《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等书的搜集和出版，属于总结一代文献性质的新编总集或资料汇编如《敦煌文献合集》、《中华律令集成》、《中国兵书集成》、《古本小说集成》、《吐鲁番出土文书》、《清人别集总目》等，这些也都是古籍整理史上前无古人的新成果。

第三,古籍整理出版总体布局进一步扩大，古籍整理选题范围拓宽。除了人们原先关注较多的传统概念中的文史古籍外，科技类古籍和少数民族古籍的整理出版得到高度重视。1982年,卫生部中医司成立了中医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制定了《中医古籍整理出版九年规划》,在全国划分了10个协作片组织规划的落实。中医古籍整理出版的重大成果如《诸病源候论校释》、《黄帝内经太素校释》等,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农学方面如《中国农学珍本丛书》、《中国农学遗产选集》及《齐民要术校释》等,也是颇具学术价值的上佳之作。少数民族古籍的整理出版体现着国家的民族政策,在国家民委的统一规划下,已整理出版少数民族古籍3000余种,其中《格萨尔王传》、《布洛陀经诗译注》、《福乐智慧》等,民族特色浓厚,版本珍贵,富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四,古籍整理专门人才的培养成绩显著。党和国家对培养古籍整理专门人才十分重视, 1959年3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第二次会议决定，通过高教部委请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古典文献专业。同年9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开始招生。这是新中国系统培养古籍整理专门人才的开端。1982年7月，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给国务院的请示报告中，要求每年向教育部划拨专款，用于文史哲古籍人才的培养。到目前为止，全国高校所设古典文献专业已增至四个，另外还有八十多所高校建立了古籍研究所,在完成古籍整理课题的同时，还培养了大量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中央和地方的各级社科院、图书馆,有的也建有相应的古籍研究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形成了老中青的合理梯队,加上不断完成学业走上工作岗位的本科生、研究生队伍,可以说目前古籍整理专门人才的储备,在数量上已达到数千人的规模。

第五,古籍出版力量进一步壮大和充实。1958年，中华书局被指定为专业古籍出版社（包括中华书局的上海编辑所）。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方专业古籍出版社蓬勃兴起,虽然后来有所并转,但现在全国古籍出版社联合会的成员已达22家之多。这22家古籍社的编辑人员接近600人,年平均出书品种在2000种左右(其中6-7成为重版书)。如果再加上部分承担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中央和地方综合出版社、高校出版社,那么目前古籍整理出版总体能力比起20年前要翻好几番,已成为全国出版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六,全国范围古籍整理出版的规划和协调，逐渐显现出主导作用。1958年，在当时的国务院科学委员会下专门设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全面负责制订规划、组织整理研究、协调出版、培养专门人才等有关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十年“文革”，古籍小组工作有所停滞。1981年恢复古籍小组建制,直属于国务院。1998年,在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古籍小组的职能划归新闻出版总署,组建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从古籍小组成立、恢复建制至今,一直在全国范围内发挥组织协调作用。从1958年到2001年,古籍小组先后制订了《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一1990)、《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1991-1995-20O0）、《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九五”重点规划》(1996-2000)以及《国家古籍整理“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草案）》(2001-2005)。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指导下,在国家财政划拨的古籍整理出版专款的支持下,全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得到了有效的管理和调控,基本走上了有领导、有规划、有竞争、有协调的轨道。

在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的指引下,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振奋精神,努力工作,使古籍整理出版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事实证明,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带来了古籍整理出版20多年大发展的局面,这个文件，在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光辉的里程碑。目前，尽管在新形势下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但是,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的职责没有变,党和国家一贯高度重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精神没有变,党和国家关于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方针、政策也没有变。因此,在新的世纪,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依然是指导我们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持续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贯彻和执行这一重要指示,仍然是我们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基本保证。